■作者：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非常高兴参加此次企业家峰会，并和大家进行交流。
我曾经将企业家的功能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套利，一个是创新。所谓套利，就是利用成熟技术，找到市场机会并赚取利润。所谓的创新，是指要做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技术，并且去创造新的市场。
套利和创新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致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周期不一样：创新是长周期，套利是短周期；
第二是确定性程度不同：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套利的不确定性则比较低。我们也可以将套利的低不确定性称之为风险。应当说，中国四十年来的成就主要来自套利型企业家，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创新型企业家变得越来越多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
套利和创新的利润曲线不同。
简单地说，套利是一开始就赚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赚钱越来越难，最后甚至根本无法赚钱了，经济学家将这样的无法赚钱状态称之为“均衡”。而创新是一开始亏损，而且有可能在若干年内持续亏损。到后来，只有运气好的人才可能赚到钱，并且，一旦赚钱，就会越赚越多。当创新开始赚很多钱的时候，别人也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套利。因为套利最后一定会走向不赚钱，这就意味着，创新必须持续，不能只是一次性创新。
这一点，对我们的投资人和企业家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要从套利型转向创新型，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同时，体制也应当为投资人和企业家提供更大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否则，他们可能具有套利的动机，而不会有很强的创新动机。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创新为何不可预测？
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改良式创新，一类是颠覆式创新，二者在周期和不确定性方面也存在差异。
创新是不可预测的。仅就此次峰会谈到的若干技术而言，不要说二十年前，就是十年前也没人会提到。同样，我们现在也无法预知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什么是主导性的技术，什么是主导性的产业，至少我认为，这不太好预测。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蒸汽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两百五十多年以前，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他的第一个投资人罗巴克在1773年破产了，手里唯一持有的资产是蒸汽机1/3的专利权。他有几十个债权人，大多认为这个专利一文不值，所以都不肯接手。这时，有一个债权人博尔顿向大家提出：如果大家同意，我愿意用630英镑买断这1/3的股权，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找罗巴克的麻烦了。其他的债权人生怕他改变主意，很快同意了这个交易。他们分了这630英镑，而博尔顿得到了这部分蒸汽机的股权。这件事证明，在当时，大部分人并不看好蒸汽机的前景。
第二个例子是直流电和交流电之争。托马斯·爱迪生（ThomasAlvaEdison）既是一个发明家，又是一个企业家。他在最初创造了电力系统之后，社会上对直流电和交流电哪一个会成为主导技术还存在争议。爱迪生认为，直流电会成为主导，而他的竞争对手威斯汀豪斯的看法则截然相反。事实证明，爱迪生预测错了，后来主导电力供应系统的是交流电，不是主流电。所以说，即使是最伟大的企业家，预测未来也存在很大的难度。
同样，在一百二十年前，美国汽车市场拥有量最大的是蒸汽车，其次是电动车，最后才是燃油车。而在当时，爱迪生认为，燃油车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电动车才代表未来，所以他大量投资于电动车。但最后证明，电动车失败了，燃油车成了市场的主导。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未来的一百年，可能汽车市场要发生逆转，电动车已经重新成为今天市场上的投资热点。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显然，仅就过去的一百年而言，爱迪生又一次预测错了。
再讲个飞艇与飞机的例子。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飞艇，它要比飞机大得多，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产的飞艇，其长度大概是现在波音747的三倍以上。1899年，《科学美国人》曾预测，未来主导天空的将是飞艇，而不是飞机。的确，飞艇是在1900年被发明出来的，比飞机的发明时间要早三年。并且，在“一战”之前，飞艇已经投入了商业运营，而飞机在当时还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玩具。飞艇的发明人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甚至认为，历史将证明，飞机只不过是航空史上的一个“脚注”。
德国航空工程师、第一次环球飞行的指挥者雨果·埃克纳（HugoEckener<1868-1954>）坚定地认为，飞艇一定会打败飞机。他当然有很充分的理由。但美国企业家胡安·泰利·特里普(JuanTrippe)与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飞机才是未来航空世界的主角。“一战”之后，飞艇和飞机之间发生了绝对的较量，最终，在“二战”前夕，飞机以绝对优势胜出，反而是飞艇真正成了世界航空史的“脚注”。
飞机为什么会赢？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与喷气式发动机的诞生有关。而喷气式发动机在发明之初也不被看好，甚至他的发明者怀特尔(Whittle)，一个正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实习生，没有钱交纳5英镑的专利费，英国政府也不愿意为他的专利权买单。
在举个比较近的例子：云计算。我非常清楚地记得，2010年3月28日，在深圳的五洲大酒店召开了一次中国IT领袖年会，台上坐着三个人，就云计算的前途进行了辩论。其中有两人都不看好这项技术，只有一个人看好。不看好的是马化腾和李彦宏，二人都是技术大咖。马化腾说，云计算是一个好的概念，可能几百年、一千年以后，会出现像阿凡达那样的现象，但当前做为时过早。
李彥宏则认为，云计算是“新瓶装旧酒”，并不是一个新技术。他说，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基于云计算的互联网应用，所以，云计算并不是一个好的赚钱方式。三人中唯一看好云计算的人是马云，他认为，云计算是一种分享，是对数据的处理、储存和分享机制。所以，阿里做云计算，也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现实证明了马云的判断。但与马化腾和李彦宏相比，马云不太懂技术。当然，马化腾和李彦宏也很快就改变了看法。甚至可以说，没有云计算，也不会有腾讯公司的今天。
那么，为什么创新不可预测？因为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创新是不确定的。我将创新的不确定性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技术可行性上的不确定性。所谓技术上的不确定，是说某一种创新，在当时的科学知识水平上，在技术上是否可能，是不确定、不知道的。比如，两百多年前，铁的产量上去了，但是铁还能用来干什么？没有人知道。这时，英国的一位企业家约翰·威尔金森提出，铁可以用来造船。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比水重，在水里无法漂起来，所以传统的船都是木制的。所以，当他提出这样一个设想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而保险公司也是在威尔金森提出铁船概念一百年以后，才愿意为其提供保险服务。
再比如，吉列剃须刀现在很流行，但在100多年前，当吉列提出要造一种超薄的、一次性的、低成本的刀片时，几乎所有著名的金属专家都给出了“不可能”的回答。但这没有影响吉利掌门人的判断，他率领团队孜孜不倦地研究，几年之后，他成功了。
还有，十几年前当乔布斯提出制造iPhone手机的时候，他认为，不论是用电子手写笔输入，还是用传统键盘输入，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必须要“多点触控技术”。当时，苹果公司的技术人员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乔布斯的坚持下，这一全新的技术诞生了，使我们今天得以进入iPhone手机引领下的智能手机时代。可以想象，如果现在的手机仍然是键盘输入式的，需要用两只手来操作，或者如比尔·盖茨想象的，外带一支手写笔，我想，智能手机不可能普及得这么快，也不会如此成功。
今天我们看到好多新技术，包括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技术等等，但是它们仍然存在很多的分支，可能我们并不知道。比如，仅电池技术就有六七种之多，还有氢电池等等，哪一种在未来会获得成功？没有人知道准确的答案。
第二，商业价值的不确定。某种产品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市场是不是接受，我们事先是不知道的，或者是因为消费者的偏好不好预测，或者因为新技术、新产品最初都很粗糙，功能上表现不佳，成本也高。
这里有一个经典案例。两百年前，美国有一个企业家，叫图德(Tudor)，想要把冰变成一个市场。他认为，如果能把寒带的冰运到热带，应该能赚很多钱。这在技术上没有问题，成本也不高。于是，他租了船，把冰从波士顿运到加勒比海的岛上。但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冰，不知道冰能干什么。冰卖不出去，慢慢融化了，第一船就亏了4千美元。
但图德仍然相信这是一个市场，于是又做了第二次。当然，他又失败了。多次失败使得他负债累累，给他带来了两年的牢狱之灾。但是他仍然不死心，在出狱之后，继续做这个生意，到第十五年的时候，终于开始赚钱了。冰从此成为一种商品，甚至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商品。他的这一理念，进而带动了电冰箱，也就是人工制冰技术的出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如果没有人工制冷技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都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今天的大会在深圳召开，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我们能够端坐在有空调调节温度的会议大厅，不会挥汗如雨，都要感谢两百年前这位企业家的所作所为。
好多在技术上获得成功的产品，包括超音速飞机，在市场上失败了；空客A380，现在也已经停产了。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公司，但是在1985年遭到了董事会的开除。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做的麦金塔电脑的销量远远低于预期。
这些优秀的产品，为什么在技术上可行，商业上却可能会失败呢？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虽然你对消费者的偏好本身有一个主观的看法，消费者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但他有最后“投票”的权利。
第三，互补性技术的不确定。一个创新的价值依赖于其他事先不知道的互补性创新是否出现。几乎所有的创新，一开始的时候都不完美，甚至还不如原来的产品。如汽车最初发明的时候，它的速度还没有马车快，而且还带来更多的污染和噪音。飞机刚刚发明的时候，其性能远远不如飞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飞机后，如果没有后续的改进，那么今天，我们也不会有“上天”的机会。这些功能上的不完善和非常高的成本，需要依赖后续大量的技术改进。但是，相关的创新是什么？它们是否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
比如，瓦特在1765年就发明了蒸汽机，1769年拿到了专利，但是，合格的气缸和活塞却一直不能生产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气缸的光滑度和密封度达不到要求，一直到威尔金森发明了镗床。威尔金森是一名生产加农炮的企业家，因为炮筒的加工要用到机床，这促使他研究和改进了镗床的性能，最后合格的气缸才得以生产出来。所以，直到1776年，因为有了合格的气缸，第一台蒸气机才得以交付使用，而在此后的二十年，瓦特蒸汽机的气缸基本上都是由威尔金森的工厂生产的。
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是激光的“诞生”。现在激光技术无处不在，甚至我们讲课也要用到激光笔，但是在1960年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第一次发现激光的时候，他们的专利律师认为，激光对通信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主张申请专利。而在十年之后，美国的康宁公司生产出了一种超清晰度玻璃，即使垒得像公共汽车一样厚，其透光效果与一层窗户玻璃没什么两样。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用这样的玻璃测试激光，效果非常好，这就导致了光纤的出现。基于光纤，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互联网，才有了一次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激光如今也已经成为一项通用技术，尤其成为一种重要的医疗检测手段。
前面提到电动车和燃油车的竞争，为什么燃油车能获得成功，电动车却失败了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燃油车率先实现了技术改进，包括汽油质量的改进、发动机的改进、传动装置的改进等等，非常快。据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燃油车的能源效率提高了至少八倍，而同期，电动车的效率只不过提高了一倍而已。当然，这种局面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四是体制、文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破坏意味着什么？就是有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感到不舒服，因为新技术、新产品会替代老技术和老产品。所以一位技术史专家说，每一种创新都生长在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社会中，朋友很少，敌人很多，只有特别顽强的人，运气特别好的人，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比如，咖啡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一般认为，茶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咖啡是西方文化的象征，但事实上，茶叶进入欧洲比咖啡进入欧洲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咖啡原产自东非，最初在土耳其流行起来。奥斯曼帝国的黎巴嫩商人第一次将它引入到欧洲的时候，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欧洲的第一个咖啡馆于1650年出现在牛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曾规定，学生去咖啡馆喝咖啡必须得到教授的批准，否则是要受到处分的。有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宣称英国人如果喝咖啡，就会退化为土耳其人，因为在英国人看来，土耳其人是野蛮人，只有他们才会喝咖啡。1675年12月，查理二世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全国所有的咖啡馆都必需在第二年的1月10号以前关闭。直到“一战”之前，瑞典才实现了咖啡交易的合法化。
还有印刷业。我们知道，毕昇在1040年左右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并没有真正流行起来。1445年，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印刷机在欧洲很快得到了普及。但是在伊斯兰世界，直到将近四百年之后，才出现了第一本印刷版的《古兰经》。为什么呢？因为伊斯兰世界有数万名古兰经抄经人，他们的地位非常高，一旦有了印刷的经书，他们就会失业，这必然导致他们坚决的抵制。他们说，《古兰经》是神圣的，必须用手抄写，用机器印刷是对它的玷污。在这样的思潮之下，印刷经书是不能够在当地销售的。
今天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非常多，有人抵制网约车，有人抵制社区团购，有人抵制互联网金融，例子不胜枚举。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价值观的冲突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不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欧关系，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不是源自商业利益的冲突，而是来自于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会导致很多创新遭遇政府的抵制和市场的抵制。我们能见到的，包括华为、抖音和微信所受到的抵制，都与价值观的冲突有关，这对企业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马克思曾说，资本家是没有祖国的，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走。但是在现实当中，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冲突，企业家的商业行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刚才讲到的飞艇在市场上完败的案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治与德国政治的冲突。兴登堡号飞艇设计时准备使用氦气，而不是传统的氢气。氦气不容易燃烧，比氢气安全得多。但当时只有美国能够生产氦气。而当时的德国处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美国政府担心希特勒会将飞艇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因此拒绝将氦气卖给德国。在这种情况下，飞艇只能改用易燃的氢气。兴登堡号飞艇1937年在一次降落纽约的过程中燃烧起来，艇上的九十几人中，大约有1/3人遇难，剩下的2/3人受伤。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案例。
而对于我们来说，中美之间相互拥抱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国间曾经频繁的科技交流越来越少了，而对抗则变得越来越强烈，因此，未来，相互之间的钳制只会更多，并且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所以，企业家或者投资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只会更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生物技术，可以说，过去很多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产品，都是根植于国外技术的，但现在根被斩断了，花和果就有可能凋谢。原来我们可以和美国一起培养科学家，我们有大笔的经费可以投资，有大量的华人科学家，甚至是美国的科学家可以为我所用，但是在未来，这种途径也会越来越少，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企业家精神的五个“不是”
过去几年，我自己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不想讲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而是要告诉大家，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教科书告诉我们，要科学决策，所以我们以为，科学决策就是人类最伟大、最正确的行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尽管在企业当中，有95%以上的决策可以用科学决策，但是仍然会有5%，甚至不到5%的决策是企业家决策，这是无法进行科学决策的部分。
科学决策是什么？就是用数据推导出答案，甚至就像考试一样，正确的答案是唯一的。企业家的决策没有唯一性可言，每个人都要根据直觉、想象力和判断做决策。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直觉、想象力和判断，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同样伟大的企业家，比如马云、马化腾、李彥宏等等，他们都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对云计算的判断可能大相径庭。这不是基于数据的不同，而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不一样。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科学决策是能够形成共识的，而企业家决策是非共识的，没有标准答案。大部分人认为正确的决策、有标准答案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决策，只有大部分人不认同的决策，才有可能是企业家决策。企业家做什么？做新的、没有共识、没有一致意见的决策。当然，有一些决策，原来可能是企业家决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会演化为管理决策。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大家公认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也为此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誉，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封为“海军大将”。但是仍然有一些贵族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美洲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不需要你的所谓“发现”。哥伦布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不得不与这些人展开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他拿出了一个鸡蛋，问大家，谁能把它立起来？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完成这个任务。鸡蛋转了一圈又回到哥伦布手里，他把鸡蛋拿起来，轻轻一磕，蛋壳的一头碎了，鸡蛋很容易就立了起来——这就是企业家决策。但是在哥伦布以后，任何人用同样的方法实现同样的目标，都不能再称其为企业家决策。只有第一个想到并做到的，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决策。
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英特尔的第五任CEO保罗·欧德宁，在任期尚未结束时就宣布了辞职，原因是他创造了英特尔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决策失误。这个失误是什么呢？当年（大概在2009年吧），乔布斯找到他说，苹果公司要生产一种iPhone手机，希望英特尔帮助生产iPhone手机的芯片，每枚10美元，一分不多。欧德宁为此组织了一个由销售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构成的庞大团队，经过深入研究以后，他们写出了厚厚的调研报告，其核心结论是，这是一个亏本买卖，不值得做。事实证明，这一结论显然是错的，后来，iPhone的销量是英特尔团队预测的一百多倍。欧德宁后来曾经反省说：当时，直觉告诉我，应该接受这笔订单，但我最终还是听取了我的专家们的意见，拒绝了它。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关于创新，关于未来，唯一确定的是专家的意见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错的。这不是我说的，是哈佛大学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的，他是专门研究创新的著名专家。他本人也做出过同样错误的预测。这个案例说明，即便是专门研究创新的专家，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企业家可以咨询专家，但必须自己做出判断，不要把专家的意见作为定论。企业家不能“随大流”。
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最优的决策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但企业家的作用，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
中国有句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典型的管理思维——没有米是不做饭的理由。而企业家不能这样思考问题。企业家要做的是，如果他判断有人要吃饭，卖饭能够赚钱，就应该考虑开始做饭。没有米可以找米；找不到现成的米，可以找种稻子的人；找不到种稻子的人，还可以说服现在炼钢的人改行种稻子。企业家决策不是满足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按照这样的思维，他就是一个企业家，不论他最终能否成功。
对普通人而言，只有“假设”满足，结论才能成立。而对于企业家而言，把“假设”变成现实，才是他们的工作。特别是，企业家要让一系列互为因果关系的假设变成现实。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家的成功要依赖很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要想有A，先得有B，而要有B，先得有C，在C之前，还得有D，而要有D，先得有A。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循环因果链”。
最终，由于各种各样不可控制的因素，可以导致这样的情况：其中的某一个条件没有实现，全盘皆输。一个假设没有变成现实，所有的假设都不成立，最终没有找到米，做不出饭来，但我们已经收了货款，餐馆已经接到了很多的预定。所以说，企业家是成王败寇。企业家一旦取得成功，就是大英雄，万人敬仰；一旦失败，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骗子。而且，你无法在法庭上自证清白，因为你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已经在向大家海阔天空地许诺了。但是如果没有许诺，不可能有人跟着你走。这也是社会应该如何看待企业家的一个新视角。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举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一开始在深圳炒外汇期货，曾经赚过大钱，但之后预测失误，到1989年春天，已经亏了一千四百万。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打击让他一度失去了活着的欲望。但是有一天，就在他躺在床上寻思如何结束这一生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握手，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敏锐地意识以，中苏之间的经济往来会带来巨大的商机。他想，如果能把苏联的马戏团引入中国，也许能赚来巨额利润。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既没有去过苏联，也不认识任何苏联马戏团的人。并且在那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官方搞，民间很难插手。但是，我的这位朋友先是说服了文化部，然后再去莫斯科寻找愿意合作的马戏团。最后这个马戏团来中国演出了九十七场，让他净挣了一千五百万人民币。他把其中的一千四百万用于还债，剩下的一百万，他拿回到天津，创办了他的集团公司。在这个例子中，好几次，他差点功亏一篑，变成一个“骗子”。
第三，企业家不是唯利润论为目的，他有超越利润的目标。一般认为，企业家的目的就赚钱，最大化预期利润。但是我要说，我们大大低估了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企业家的非利润动机。与其说，利润是企业家的追求和目的，不如说它是企业家衡量自己成功与否和社会约束企业家行为的一种指标。
熊彼特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企业家有三个非金钱动机。首先是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人人都追求成功，而什么是成功？最伟大的成功就是建立一个帝国。过去，靠战争建立帝国，现在则可以靠商业来建立帝国。第二是争强好胜，要出人头地。如王石曾经讲过的：我就是要证明我行，你不行。人与人之间有一点互相较劲的精神，至少要追求胜人一筹，这一点对理解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第三是对创造性的享受。
很多企业家都说过，早知道这么困难，我当初就不会做企业了。但是，一旦成为企业家，就是逆水行舟，不进不行。这些因素都会支配企业家的行为，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利润动机去理解他们。
前面是我讲的企业家的三个最大“不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另外两个“不是”，可以简单概括为：
第四，企业家不是“好员工”。好员工就是循规蹈矩做事，对老板惟命是从。如果一个人规规矩矩地从基层做起，一直靠“听话”得到了提升，这就与企业家精神毫无关系。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同。凡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在一个传统的、职业化管理严格的公司，一定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企业家都是由于对原来的老板不满，一定要脱离那个体系，自己创业，或者是被原来的老板炒鱿鱼，不得不自己创业。
第五，企业家不是投资人的执行人。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一定会存在矛盾，这个矛盾不仅仅是利益的矛盾，也包括认知导致的冲突。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就是因为他总是持有与众不同的看法，这个与众不同不仅仅是针对投资人的，甚至和其他企业家也不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利益冲突而言，投资人关心的是投资回报率，而企业家关心的可能是更大的目标。如果投资人不能够尊重企业家的非利润目标，这个矛盾就难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批评主流经济学中有关公司治理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假定，股东总是对的，但事实上，股东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对的，小股东就更不大可能对，因为如果他对，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小股东。
当然，如何处理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如果都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就等于消灭了企业家精神。按照我们最规范的公司治理的方法，按照证监会、银监会等等监管机构颁布的条例，就更会消灭企业家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你拿了别人的钱，就不能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否则，没有人会给你投资。怎么办？这是一个永久性的难题。
刚才讲到，创新都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统一意志、统一规划是矛盾的。我为什么不赞成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的，至少有一部分专家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反垄断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立法者不理解企业家精神。我甚至认为，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理解企业家精神。由于不理解企业家精神，他们就很难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结果就提出反垄断的主张。根据我的观察，只要对市场准入不做人为的限制，没有企业能变成垄断者。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的企业家最有兴趣做的事情就是挑战已有的成功者，把他们拉下马，替代他们。另一方面，一个公司发展起来之后，一定要发生官僚化，官僚化会导致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所谓的垄断，只要创业是自由的，没有企业可以稳坐钓鱼船，没有企业家可以过悠闲自在的生活。
三、市场是一个纠错机制
创新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事先的规划去创新。创新只能靠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分散决策，每一个企业家自己做判断。因此，计划经济与创新是不兼容的。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集中决策，是少数人说了算的机制。
不论在何种机制之下，决策者都会犯错误。事实上，企业家经常犯错误，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犯过错误。区别在于，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纠错机制，任何一个企业家犯了错误，都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但是在计划经济下，无论是纠正自己的错误还是纠正别人的错误，都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反之，掩盖错误却是一个理性选择。因此，小错误就会积累成大错误。
大家都知道马斯克，他要把人类送到火星。这样的人做企业可怕吗？不可怕。为什么？因为，如果消费者不买单了，投资人不愿在给钱了，他必须停下来。
但是，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马斯克掌握了政府资源，并且这个资源的支配可以不受约束，人类的灾难就会出现。比如，马斯克说，人类要实现火星移民，首先送上去一百万人。但是第一次没成功，一百万人都死了。他说，没关系，这是我们应付的学习成本，下一次，我们再送上去一百万人，至少有五十万能存活下来。最后，或许他成功送一百万人到了火星，在此之前的九百万人都成了试验品。
所以，我们应当感谢市场经济，因为它既能激励企业家为社会创造财富，又能保证企业家不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致使性的灾难。举国体制有利于应对突发性的外部危机，但不能很好地激励创新，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