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过度劳累使病情突然加重，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任弼时 - 个人概述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
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年11月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长征中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3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南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
任弼时 - 生涯
任弼时，1904年出生与湖南湘阴县一个贫苦教员之家。5岁就随父亲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入长郡中学，在校内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宣传等爱国活动。
1920年，他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经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他们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此时，苏俄局势艰难，开始他一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却忍饥刻苦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回国后他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张太雷长期离职，两年间由他代理中央书记。当时他才二十来岁，却敢于向党中央领导陈独秀提意见，有一次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同志深感他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随后四年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1931年，任弼时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因缺乏经验犯过“左”的错误，后来通过实践又在工作中大力纠“左”。
1933年，任弼时奉派湘赣边区，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翌年春又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194O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治疗。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他勇于同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却从不整人。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员中，任弼时是出身“青年团”的年轻的老革命家，后来又一直以刻苦坚韧著称。这位有着“骆驼”性格的坚强战士，少年时期身处思想活跃却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湘境，决定“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走工业救国之路。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兴办工业以强国并无可能。从而走出国门，到苏俄寻求真理，最后走上了终生革命的道路。
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外部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内部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又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询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两次被捕受严刑，第一次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党当局却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琼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
1929年未，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肘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周恩来领导的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
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万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在延安，他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在大生产中，他获得中央机关纺线比赛第一名。
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报销，他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直闹到掀翻了桌子。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在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任弼时 - 婚姻经历
解放之初任弼时就不幸因病英年早逝。他一生的光辉经历和杰出贡献，已载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将为后世人牢牢铭记。作为满身硝烟、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人物，他的家庭生活却少为人知。任弼时与他的战友夫人陈琮英有近四十年的婚姻经历，其间不乏催人泪下的一个个故事：
从青梅竹马到心心相印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唐家桥一个贫苦教员之家，原名培国。父亲任振声(又名任裕道)，为人厚道恭敬，声誉良好。但他的婚姻却不顺利，与陈姓女子结婚刚一年时间，妻子就不幸病逝了。任家与陈家本是相交甚密的朋友，出于感情上无法割舍的原因，两家经商量作出一个特殊的决定：为永世维持亲戚关系，任振声再娶后若生男孩，就与陈家的女孩结“娃娃亲”。后来，任振声娶了一名叫朱宜的女子为第二任妻子，她果然生了个大胖小子，就是任培国。于是按照任陈两家的约定，任培国与陈家的侄女陈仪芳就被两家大人撮合成了“娃娃亲”，也就是封建传统中的“童养媳”。
陈仪芳比任培国大两岁，长到12岁时正式进入任家，与10岁的任培国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个孩子因公婆为人厚道善良，受到良好家风影响，都特别懂事。他们天真无邪，到一起后童稚可爱的天性，让他们很快成了好玩伴好朋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小任培国一从学校回来，两个人就粘在一起玩儿，或者小陈仪芳看着小任培国做作业，或者跟小任培国一起帮家里做些家务事，十分亲密要好。任培国小时比一般的孩子要活泼聪明，他从5岁起，就跟随父亲到家族学堂学识字，7岁时正式上了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12岁时，他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陈仪芳小伙伴。背着行李离家的那天，小陈仪芳望着已经在一起玩了两年的小任培国眼泪汪汪地说：“……你出去读书，再不会回来了吧？”“以后我会接你出去的，我们还在一起……”小任培国拉着小陈仪芳的手安慰她，眼圈儿也开始变湿了。
任家当时生活很清贫，任培国在长沙读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沉重的负担。懂事的小陈仪芳有一天对公婆说：“我也到长沙去，在那里做工，供弟弟上学。”公婆一想，也对，一来可减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两个孩子住得近些，好培养感情。于是，他们托长沙的亲戚，为小陈仪芳找了份袜厂童工的工作，小陈仪芳就高兴地来到长沙，开始了陪任培国读书的生活。小陈仪芳在厂里拚命干活挣钱，常常主动要求加班加点，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培国交学费。而且她自己吃穿特别俭省，几乎是把每月所挣的工钱攒起来全交给了任培国。每逢节假日，任培国都会去北门外那个小厂看望小陈仪芳，看着她累成那个样子，脸盘儿也日渐消瘦，非常心疼，就劝她不要太过劳累了。就这样，在父母和小陈仪芳的帮助下，任培国得以顺利读完了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学三年级。两人在这样的5年中，渐渐长大，感情也更加深厚，产生了真正的爱恋，互相深深地爱着对方，都感到很幸福。
出生入死一路患难与共
1919年春天，任培国转入长郡联立中学学习。但这时，高中昂贵的学费任家已无法承担。这年5月，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一向受爱国历史人物屈原、范仲淹爱国忧民思想熏陶和滋养的任培国，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济世救国的理想抱负，遂积极投身于长沙的爱国运动，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建和学生罢课活动。不久他加入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到那里去勤工俭学，并接受共产主义革命训练。1920年，他被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春天，任培国同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同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任培国取了一个“布林斯基”的名字，同时将本名也改为任弼时。1922年初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中，任弼时与陈仪芳分处两个国度，互相非常牵挂。尤其是任弼时，时常为陈仪芳在长沙打工受苦而难过。学习之余，他常给陈仪芳写信。陈仪芳也同样牵挂着任弼时，得知“东大”生活很差，每天只吃两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房间里没有火，老是担心他会生病。但她却不会给他写信，请别人代写，总是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后来她产生了学文化的想法，就参加了一所职业学校的夜校学习。很快，她会写信了，虽然磕磕巴巴的，满纸错别字，任弼时却能完全看明白，心里十分高兴。从此，他们之间频繁地信来信往，热恋般的鸿雁传书，成了任弼时同学和陈仪芳工友的殷切期待和生活中的一部分。
1924年秋，任弼时学成回国，以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掩护，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委员和代理中央书记。当时才二十来岁的任弼时，工作出色，常列席党中央的会议，他正直果敢，敢给总书记陈独秀当面提意见，引起中央领导层的注意。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掩护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把“家属”陈仪芳接到了上海。陈仪芳1926年到上海后，改名为陈琮英。此时，两人已分别长达6年，忽然出现在任弼时面前的是一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令任弼时激动不已。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长久地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之中。不久，他们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陈琮英正式嫁给了任弼时，也嫁给了革命运动，跟着丈夫从事地下革命。任弼时按党的指示，负责秘密领导青年工人和学生开展罢工罢课的斗争，处境非常危险，但他们时刻相依伴，风雨共担。
1928年秋天，任弼时在安徽南陵县被捕。陈琮英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爬上一辆货车，在风雨交加中赶到长沙，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老板娘，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打消了敌人的怀疑，以少有的智慧和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当她重又赶回上海去与已释放的任弼时见面时，见任弼时遍体伤痕，禁不住扑上去大哭起来。这时，任弼时也得知，女儿在此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幸夭折了。之后，他们在武汉、上海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相伴没有分开。1931年，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西苏区，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子，两人互相牵挂，难分难舍。女儿刚生下，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在狱中半年，她抱着孩子，向任弼时学习，坚强不屈，与敌人斗争，受到很多折磨。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出狱，去了苏区，夫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
长征开始了，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一路上，陈琮英悉心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任弼时，使他几次死里逃生，长征途中，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取名远征。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夹给妻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队一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一边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转战南北相依为命不分离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要与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远征只好也送回老家湘阴去。一家3口，生离死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央派遣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才再一次重逢，并共同赴苏度过了两年的异国他乡生活。
1940年3月，从苏联回来后，任弼时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被视为当时延安中央最忙的人。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也是生活秘书。当时任弼时常常是通宵工作，忙到天亮后才睡觉。陈琮英也是这样围着他忙，不是整理和抄写东西，就是忙着发电报，打印和装订文件……由于任弼时在被捕和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加上工作特别忙，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没有肉和蔬菜吃，身体每况愈下。陈琮英望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样子，十分心疼和着急，所以她细致入微地照料着任弼时的日常生活。延安时，所有的人都吃食堂，顿顿是小米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馒头，中央首长也一样。有时食堂改善生活，任弼时故意说胃不舒服不吃或少吃几口，拨给陈琮英一些，其余的分给卫兵和保姆。周恩来过年到中央首长各家拜年时，同来的邓颖超会带一点糖果来。延安很少有人能吃到糖果，特别珍贵，任弼时和陈琮英互相推让着不吃，都分给了勤务员、卫兵和孩子的保姆。后来，为了自力更生，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当时纺线线，人人有任务，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陈琮英手把手地教给他，居然让他纺出了一等线，时常以量多质佳而获比赛的第一名。周恩来很惊讶：“你怎么会纺得这么好？”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我有家庭老师嘛！”获得纺线第一名，还有奖金，这时，陈琮英就高兴地喊：“请客！请客！”拿奖金买菜买肉来，大家动手在家做饭，卫兵、勤务员、保姆和他们全家3口围在一起美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在胡宗南大围剿中，转战陕北各地。当时中央机关分两部工作，朱德、刘少奇带一部去华北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毛、周、任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任弼时任“直属司令部”司令员。这一时期，他更忙了，中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地，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转移，甚至连夜长途奔波。粮食也不能保证，有时每天只能吃一把黑豆，他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和轻度糖尿病。陈琮英带着只有几岁的孩子远远，不畏艰险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服侍在任弼时身旁，使他能够坚持工作，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全国大反攻。
到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了，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半年期间，任弼时与10年前在苏联所生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在一起住了8天，让从来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这个孩子找到了父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但陈琮英在这半年里，一天也没有放下心，她写了很多信，叮嘱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一点变化，让任弼时非常感动。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率众子女去迎接，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他提出拍一张“全家福”。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当年10月27日，作为七大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一代重要领导人的任弼时，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让陈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十年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总是充满着缱绻之情和深深的敬意，她说：“与弼时相爱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传奇爱情故事，如诗一样地甘醇温馨，如高山大河一样地壮丽。
任弼时 - 大事年表
1904年4月30日 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名培国，号二南。
1909年随父亲任裕道寄宿课读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
1911年正式进入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读书。
1912年1月28日 以学年总平均84.17的最优等分数获得作民两等小学堂修业文凭。
1914年随父亲到塾塘乡任氏序贤初等小学住读。在此年的作文《民生在勤》、《自立》中分别写道：“用本国之货以挽回利权，则民生何至日艰矣！”；“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等。
1915年夏 序贤初等小学毕业，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等科。
1916年10月 加入一师附小组织的学艺会谈话（即“演说辩论”）部。11月 参加湖南省长沙教育会举行的追悼蔡松坡（蔡锷）大会。会后作文《追悼蔡公松坡感言》，慨叹：“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12月 参加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高小部及国民部联合会操。后作文《说体操之利益》道：“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身；而身何以强，体操锻炼而强之也。”而国民教育“于德育、智育之外，并重体育”，以“养成其协同尚武之精神，坚忍耐劳之习惯，活泼强健之身体。欲以救人民之文弱，国家之衰微也”。
1917年继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学习。
1918年秋 高小毕业，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十七班就读。11月 参加湖南各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提灯会。会后作文《提灯会纪事》道：“退而思之，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可愧也。自后我国可不力自振刷乎！”。
1919年春 转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即长郡联立中学）第二十五班就读。本年 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运动中受长郡中学学生爱国会的聘请，课余担任“贫民半日学校”二、四、七班的音乐课教员。
1920年8月 参加毛泽东等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入“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首批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任弼时 - 政治生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湖南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于乡村教师家庭。曾就读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底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4年秋回国，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任教于上海大学。1925年1月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组织部主任。积极领导青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同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10月任中共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月，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继任团中央总书记。同陈独秀右倾错误作斗争。国共合作破裂后，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与李维汉、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草《城市农村工作指南》等中央文件，为纠正盲动主义、复兴革命起了推动作用。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和1929年先后两次被捕，受严刑折磨，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0年任湖北省委书记、中共长江局委员、武汉市委书记，苏区中央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1年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2月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
1933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8月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底，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会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共同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1月底任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5年11月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同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政治委员，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0月任中国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3月回国，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同年11月赴苏联就医。1950年5月回国。同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收入《任弼时选集》。
任弼时 - 鞠躬尽瘁 英年早逝
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作者王凡东平)一书，从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大夫和护士们的眼里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领袖们的工作、生活以及对待疾病的态度。现摘编部分如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是当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的突然病逝。
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刚进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作出决定：任弼时必须休息。决定当天，他就在医生陪同下，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5月，休养中的任弼时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趋向恶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状。正因为如此，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他没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而只好在玉泉山通过收音机来听隆重盛典的实况转播。
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时的病情后，主动派了一个苏联医疗专家组到中国。苏联医疗专家们为任弼时做了认真的检查。在会诊的报告上，苏联医疗专家们写道：“……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引起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因此，专家们建议任弼时到苏联进行治疗。任弼时于1949年12月初抵达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经过了20多天的治疗后，转往巴拉维赫疗养院疗养。到1950年春季，任弼时的健康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
身为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当别的领导人政务纷繁、旰食宵衣之际，自己却始终作为一个病号，成天与医生和药剂打交道，涉足范围不出病房和疗养院，内心十分苦恼。所以当他病情有所好转，便急切地要求回到祖国，与战友们一起分担繁忙的政务。
5月，克里姆林宫医院再次为任弼时做了全面检查，认为他在苏联的医治和疗养已显成效，可以回国适量地参与工作。5月28日，任弼时从苏联回国到北京，他带回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体检报告。当时主管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傅连看了苏方的体检报告后，随即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拟写了一份有关任弼时病情的报告。
在初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遵照医生建议，每天只是在家“练习工作”，不过二至四小时。然而，眼见新中国诞生初期纷繁的工作头绪，战争、经济、内政、外交，各位领袖都比建国前更为忙碌的情景；特别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远东局势骤然紧张，任弼时再也无法安于自己置身事外的休养状态，马上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分担中央的部分工作。毛泽东见任弼时信后，即作批示：同意任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恢复工作后的任弼时，就根本无法把自己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四小时内，结果不久就又出现身体不适。9月、10月，是原定的休假时间，可当保健大夫们催促他休假时，他却提出等到12月再说。保健大夫们也奈何不得，只好依着他。这一年的10月1日，他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其他四位中央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检阅了三军将士及数十万游行群众，这使他未能参加开国大典的遗憾得到补偿。
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是否出兵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接连开会商议相关事宜，有时议题一说开就延续至次日凌晨。任弼时也出席了会议，而且不顾有关部门和保健大夫到睡眠时间就退席的约束，也参与议事拖到午夜。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再度受到严重伤害，潜伏下病情骤然加剧和突发的危机。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战役打响的前一天，任弼时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他召集有关人员谈论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事宜。入夜以后，他又翻看起秘书拿来的毛泽东有关作战部署的电报。这一夜，他没能休息好，加之近一个时期的过度操劳和费神，使他次日拂晓即感到头疼和不适。
10月25日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住在保健委员会值班的力伯畏，突然听到电话铃响。电话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打来的，说任弼时今晨情况不太好。陈琮英打电话时，任弼时还没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类似早晨起床后感到头疼不适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力伯畏放下电话同傅连打了个招呼，就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往任弼时家。
“我进屋看见任弼时，他还朝我抬了一下手，我想他是和我打招呼。可是他的手臂刚抬起来，马上就掉下来了，继而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知道他的老毛病就是高血压，就赶紧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的血压很高。我立即通过电话向傅连汇报，傅连马上就赶来了。”力伯畏回忆道。
傅连璋发现情况严重，马上请陪任弼时来华的苏联专家过来，同时邀请了几位中国的著名专家前来会诊。他们在任弼时的家中展开了抢救。
随着抢救时间的延续，医生们感觉到任弼时的生命已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傅连璋遂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任弼时病危的通报。通报说：“任弼时同志今早7时发生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即半身不遂)，失语，血压230，脉搏100，大汗，病情严重……”
通报发出后，获悉此讯的一些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来到任弼时家看望。来得最早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因为有公务在身，他了解了抢救的情况后，又匆匆离去。他走时对力伯畏说：“有新情况马上告我啊。”
在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条件下，虽然苏联专家和中国的专家们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还是未能将任弼时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
任弼时 - 纪念
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4年4月30日) 胡锦涛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同志16岁参加革命，46岁英年早逝。他30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
青年时代，任弼时同志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满怀激情地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1920年，他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任弼时同志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主张开展土地革命，努力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特别是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积极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初期，他受党中央委托，前往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任弼时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参与制定党的重大决策，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在筹备党的七大，领导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参与起草党的历史决议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任弼时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任弼时同志是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28年，他曾负责修定党的第一份军事工作纲领。1934年，他率领红六军团西征，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共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成功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弼时同志是红二方面军的主要创建人。长征途中，他与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胜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与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奔赴山西抗战前线，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新局面。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转战陕北，参与了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他还认真了解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情况，及时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调动广大翻身农民积极投身人民解放战争。
任弼时同志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大革命时期，他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 为党的青年工作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五卅运动中，他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团组织，将大批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他十分重视团的建设，反复强调团组织必须以工农劳动青年为主体，坚决接受党的领导，成为无产阶级的青年群众组织和党最有力的助手。全国胜利前夕，他倡议并领导重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任弼时同志积极培养和教育青年干部，是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
任弼时同志勤于思索，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在党内较早提出“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他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例如：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要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革命的目的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共产党员要增强群众观念，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全党同志要做好从革命战争转到和平建设的思想准备，必须懂得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作为即将执政的党，更要注重党的建设，等等。这些思想和观点，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任弼时同志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待人诚恳，对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敢于坚决斗争，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作风实在，工作细致，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他长期抱病担任繁重的工作，病重期间仍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他的这种精神，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任弼时同志去世后，党中央对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向他学习。
同志们，朋友们，任弼时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他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不朽功勋，他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奋斗中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我们要永远铭记。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我们纪念任弼时同志，就是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学习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勇敢地肩负起历史重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求真务实，团结奋斗，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任弼时 - 人物评价
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过度劳累使病情突然加重，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叶剑英同志非常中肯地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创建几个月后，就有一位不满十七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三十年，并在四十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这就是任弼时。他虽英年早逝，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