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伤寒论》里一两究竟等于多少克
《伤寒杂病论》一两等于现在的3克。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时期，汉代医学上用的两和汉代常用两重量不同，汉承秦制，医学上用的两一直延续用秦朝，因此汉代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中的两为秦两，相当于3克。
西汉时期，重量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58.24克，一两等于现在的16.14克。
王莽及东汉、魏晋南北朝，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
隋朝初年，一斤相当于668.19克，一两等于41.76克。
隋末，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
唐至清代，一斤相当于596.82克，一两等于37.3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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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bai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据班固《汉书·律历志》的记载和中国国家计量总局编写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可知：
汉1斤＝250克；1两＝15.625克约等于15克；1铢＝0.65克；
汉1合＝20毫升；1升＝200毫升；1斗＝2000毫升；1斛＝2000毫升；
汉1尺＝230毫米；1寸＝23毫米
在唐代以前，中药计量基本保留了汉制，没有随官制的变化而变化。（只不过从晋代起在汉制的铢和两之间加了一个“分”，即6铢为1分，4分为1两）这在《唐六典》、《唐会要》中都有说明，如唐秤有“大小两制”，“公私悉用大者”、“内外官司，悉用大者”，即一般用大秤，较汉秤将近大三倍。小秤则与汉秤同，只限于“合汤药”、“调钟律”等方面的应用。度量、容量也有大小二制，1大尺（唐尺）＝1.2小尺（汉尺）；1大斗（唐斗）＝3小斗（汉斗）。《晋书·律历志》指出药秤不能随便改变得意义：“医方，人命之急，而秤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这就是唐代以前一直保留汉制的原因。
至宋代，折1两为10钱，并设钱、分、厘、毫等计量单位，皆为10进制。仍积16两为1斤。宋代以后的方书，中药计量都采用了这一新制，并与官秤相一致。宋制到清代的库平制，权量基本变化不大，每斤近似600克，一直沿用到建国前，俗称“旧秤”。1949年以后，为进一步统一国家的度量衡制，并便于和公制换算，于是把1斤定为500克
经方中以重量计量的药物，可以直接折算为现代计量（如1两＝15克），以容量和尺度计量的药物，可折算为现代的容量和尺度后再称重。如粳米1升，今用200毫升粳米称重约180克；半夏半升，今用100毫升半夏称重约50～60克；五味子半升约30克；厚朴1尺，据《医心方》、《小品方》云，当以“厚3分，广1寸半为准”，今用中等厚度的厚朴，宽3.5厘米，长23厘米者称重约15克。以数量计量的药物，可直接用原数量（如大枣、乌梅），需称重者，可按原数再称重。如有人秤得杏仁100枚＝40克、桃仁100枚＝30克、枳实1枚＝18克、附子1枚＝25克、大附子＝30克，野生乌头1枚＝5克。
通过这样的折算，我们可以看出，经方药量比例虽然和现代用方基本一致，但每剂药的药量有多数远较今天的每剂药的计量为大。这主要是由于煮服方法古今不同的缘故。
以麻黄汤为例：麻黄3两＝45克；桂枝2两＝30 ；甘草1两＝15克；杏仁70个＝28克
以水九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次服，每次谨服八合药液，实为全方药量的三分之一，也称之为“一服”。桂枝汤方后云：“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麻黄汤方后云：“余如桂枝法将息”。既然一服就可以达到汗出病差的目的，所以麻黄汤原方三分之一的药量就是一次治疗量。由于现在采取了一剂药煮一次（指解表药）一次服完的方法，所以今天的一剂药用经方的一次治疗量即可。麻黄汤的一次治疗量大约应当是麻黄15克，桂枝10克，甘草5克，杏仁9克。这正是今天在一般情况下所使用的药量。桂枝汤的一次治疗量是，桂枝、芍药、生姜各15克，甘草10克，大枣四枚，这和今天使用桂枝汤的药量也基本一致。应当注意的是，经方每剂药并不都是含有三次的治疗量，也有顿服者，如干姜附子汤、桂枝甘草汤等，就是一次治疗量，今用当按原量直接折算为公制。还有分两次、四次、五次服者，则分别是两个、四个、五个治疗量，今应分别取其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还应当提到的是，经方汤剂只煮一次。有人经实验证明，煮一次只能提取有效成分的45％～50％，如果不把药液到出，即使延长煮沸时间，有效成分也不能继续析出，这是由于药液浓度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的缘故。如果将第一煎得药液倒出，加入清水再煮，还可以从药渣中将30％～40％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因此今天在一般情况下，中药都提倡煮两次。可惜张仲景只煮一次，这就把药渣中起码还可以提取出来的30％～40％的有效成分浪费了。我们就把舍弃的这30％～40％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也勉强当作一次治疗量。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剂药只取经方的一次治疗量，而可以煮两次，当作两次服的道理所在。
经方药量的实际应用：上述经方药量的折算方法，实际应用起来比较繁琐。在今天由于地区、水土、气候因素和人的体质的不同（张仲景当时行医的地区还是比较局限的），造成了各地中药习惯用量有一定的差异，这也应当考虑在内。比如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省，中药剂量一般较关内增加40%以上。四川地区附子一类辛热药物的常用量，明显较其它地区的用量为大，这可能和当地气候潮湿，人们饮食习惯也多辛辣，对辛热药物耐受能力较强有关。有的地区水中含有一定量的泻盐，当地人长期引用此水，对泻盐的耐受能力较强，所以用泻下剂时，药量也必须加大。因此为了保证经方的来疗效，尚不能完全按照上述的理论折算方法去机械的搬用。个人认为最简便的方法是，先将经方中的主要药物按照当地的习惯常用量使用，然后按照经方药量的原剂量比例，推算出其它药物的用量。这样既遵循了经方药物用量比例不变的原则，又结合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可以是一个古为今用，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还有广泛适应性的方法。
二、中药知识：经方一两，现在几克？2018-09-14 20:08
从考古角度看，随着东汉出土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经方剂量的折算愈来愈显得明确。
根据考古、度量衡研究新的考证，成书与东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一斤约等于220g,一两约等于13.8g，一升约等于200ml，一合约等于20ml；一尺约等于23.1cm。
一两13.8克，接近黄元御的结果，和郝万山，课本中还是有点差距。再找找。
以下来自《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民间中医版：
1981年考古发现汉代度量衡器“权”，以此推算古方剂量，解决了历史上古方剂量的一大疑案，对仲景学说的教学、科研、攻关、临床意义重大。
这次的器皿测量的结果，是一两15.6g，也是郝万山支持的数据。
13还是15，还是听听权威老中医的说法靠谱
李可老师曾这样说：汉代一两，等于现在15.625克。如果少于此量，就不能治大病！
下面是李老原话：
我在60年代初期从甘肃回到山西，曾经治过7例心衰。心衰毫无疑问是少阴病主方四逆汤，但是用四逆汤这些人都没有救过来。
以后我就想伤寒论四逆汤原方是，炙甘草2两，干姜两半，生附子一枚，生附子毒性超过制附子5倍以上，一枚大约大者30g，小者15-20g，一两照3倍来计算，四逆汤用制附子，起码3-5两左右，就是古代剂量！
但是从明朝李时珍开始，对古方作过一番研究，认为古今度量衡变化不太清楚，究竟应该怎么办，他最后来了个折中，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也就是古方伤寒论只用到原方量的四分之一，这样就等于把伤寒论阉割了。
我是怎么样发现的呢？
有一次，一个老太太，病得很厉害，她儿子和我是朋友。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他就抬回家准备后事，然后就找我去看，我一看四肢冰冷，脉搏非常微弱，血压测不到。
当时开了方子，用了45g的附子，开了三剂药。他当时因为老太太病重，手忙脚乱，又要准备后事准备老衣服，又要熬药，所以三副药熬在了一块。一副45g，三副135g，这就误打误撞，病人好得很快。
据他儿媳告诉我，因为她急急忙忙，药熬得过火了，剩下不多一点，加了水量不够，过一会喂一匙，喂了四十多分钟，老太太眼睛睁开，药吃完了，老太太第二天就下炕了，所以药量问题是个关键问题。用药这么大剂量会不会对病人造成伤害？这个大家过虑了，这个剂量，我是从60年代初期开始做的。
到81年7月，我们国家考古，发掘出东汉的度量衡器——权。当时发现有量液体的，量固体的，量粉末药的方法，很全面。最后经过一些学者，特别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柯雪帆教授，作了系统的总结。
我当时就是误打误撞，发现的这个奥秘和他们考古成果相同。
15！
看了这么多资料，差不多可以确定，汉代的一两，放现在应该是15.625克比较准确。
而课本的一两30克，是清代的计量，并不适用于汉代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