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亮点不能错过
民国 红木镂空满雕花卉纹罗汉床(含原配炕几)
罗汉床原出自庙堂,一开始是庙堂高层人士,如方丈、住持等的用具,后来得到文人雅士及皇家的青睐,作为古典家具中的经典制式传承至今。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件罗汉床,床上装九屏式床围,以百年老红木为材,荷花纹为饰。用材豪奢,不惜成本,选取油性足、密度高、抗雕刻的极品红木,以双面透雕手法雕荷花纹,灵活运用冲、切、刮等刀法和浮雕、透雕等表现方式,所雕刻的莲荷茎、叶、花,错落有致地相互烘托,使其产生月色荷塘般的韵律和感染力,成为古典家具中的珍品。
有诗赞曰:
千载镂雕罗汉床,百莲祥瑞溢清香。
玲珑剔透亮神彩,疑是荷塘揽月光。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宫廷家具大观》图40清中期紫檀镂雕荷花罗汉床,胡德生著,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黄花梨镶云石花卉大座屏
屏风类家具属于装饰性、观赏性极高的家具类型,由于其实用性差、体积较大,前些年在拍场一直不为看好,随着近些年人们认识的改变及审美层次的提升,屏风重回大众视野,登上了拍场巅峰。
这件屏风是传统座屏样式,黄花梨制,屏芯一面镶嵌云石,花纹同黄花梨本身的变化相呼应,似中国文人山水画潇洒飘逸;屏芯另一面浮雕“松鹤延年”图,寓意长寿富贵;屏芯四周镶装四块绦环板,华丽富贵的缠枝牡丹镂雕其上,随着线条的流动妩媚迷人,妖娆绰约;屏风座立柱上端做俯仰莲花纹,下部裙板上分割出两块绦环板,下承披水牙,同样被缠枝牡丹刻满了观赏面,所有结构都承坐在抱鼓墩上,风格和谐统一,端庄典雅。
参阅: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藏品,为现存插屏式座屏中尺寸最大的一件,该屏源自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1996年9月19日于纽约佳士得拍卖。
黄花梨螭龙纹中牌子大衣架
在明清传世实物中,相比于桌案,支架类家具显得更加珍贵稀有。清代衣架又俗称“朝服架”,主要挂置男用官服所用。因古代皆穿长袍,所以衣架也做得较高而使衣物不至垂地。
据《鲁班经匠家镜》、明墓出图明器及传世实物来看,明代的衣架有光素和雕花两种。这件黄花梨大衣架以草龙纹为装饰主题,色泽温润,包浆自然,设计和制作精美,将实用性和艺术性得到了最大的凸显,是一件路份极高的家具。
大衣架的中牌子以两横枨及四根短柱分割出五块挡板,透雕螭龙卷云纹,正龙威严,行龙矫健,云朵翻腾,似在云海中闪现,呈祥献瑞。衣架上方搭脑横枨两端延伸出如意云头,线条流畅自然,毫无生搬硬造之感,宛若天成。衣架立柱和横枨均选用方材,起倭角,线条明快硬朗。立柱下端连接坐墩,以镂雕草龙站牙相抵,两墩之间安装由纵横直材组成的棂格,由于棂格具有一定的宽度,故可以摆放鞋履等物。
这件大衣架采用透雕、圆雕、浮雕等技法,工艺水准高超,非一般工匠可为之。成功将黄花梨绚丽迷人的纹理颜色及丰富多变的雕饰手法完美结合,使自然造物之神奇与人工匠意之丰盈展现在世人面前,不禁为之神工鬼斧而惊叹。
参阅: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戊38,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93页。
黄花梨双凤朝阳展腿半桌
在我们的定势思维中,传世明式家具基本保持着简约素雅的审美风格,当看到这样一件华丽纤秀的作品时无不会惊讶而愕然。
这件半桌黄花梨制就,外形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宛然是一件有束腰方材三弯腿外翻马蹄的大炕桌,下部则如无束腰家具的圆形腿足。足端鼓出,有如柱。桌面攒框镶独板,束腰有波折,状如荷叶。
雕饰集中在束腰、牙子、角牙及霸王枨上,看面牙条浮双凤朝阳,云朵映带,图案颇似明锦,又有彩瓷意趣。牙子下安龙形角牙,腿上安雕灵芝形霸王枨,雕工细腻纤秀,形成局部与整体简练造型的强烈对比,桌面与腿部的光素,展现了黄花梨木质的典雅,与华丽的纹饰又一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雕饰虽繁,不为所累,却收到华丽妍秀,面面生姿的效果。整器具有很强的艺术节奏感,同时流露出淡淡的宫廷女性气息。
黄花梨半桌,尺寸约为八仙桌之一半,故有半桌之称,半桌多用在宴饮中,可接在八仙桌之侧以增大餐桌面积,不过此件雕饰甚繁,装饰性强,应当受到了明后期崇尚华丽富贵风气的影响,更像是陈设在厅堂中单独使用、彰显家族繁盛的艺术作品。
参阅: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版图84 明黄花梨有束腰矮桌展腿式半桌,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北京
红木直棂五屏罗汉床
相较于明代,清代以后罗汉床的变化在其围子板的高度与屏数上,清代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与财富,同时为了表示对来访者的敬意与重视,罗汉床的围子板高度越来越高,围屏越做越多,展现出有清一代的独特风貌。
罗汉床以老红木为材,走马销串连起五块围子板,正面三块,左右各一,高度由中间向两侧递减,形成三角稳定结构,庄重有力。每块屏攒框而成,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嵌入螭龙卡子花,下部以圆材直棂为饰,疏密有致,格外灵动。床面攒框镶席芯软屉,冰盘沿下接打洼束腰,彭牙鼓腿,内翻马蹄兜转有力,牙板与腿足以抱肩榫连接,边起阳线一直延伸至腿足至马蹄收结。
在明式实物中罗汉床以板面纹理示人,而清代多有雕刻或镶嵌云石板,做成直棂样式且在清式中带有明显明式遗韵的实属少见,加之其皮壳包浆原始,韵味醇厚,线条弧度富有张力,在传世实物中可算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黄花梨独板三围罗汉床
罗汉床承袭魏晋床床榻之风,将坐具与卧具的功能合二为一,一直是中国古代待客会友的最高规格器具。
这件罗汉床黄花梨制,床面攒框镶席芯软屉,值得称道的是三块围子板全部选用整块黄花梨木料开成,相比于攒框做法习惯称之为“独板”,这不仅仅是对木料的要求极高,而且对于工匠的刨平技术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看似光素的三块围子板将黄花梨的优美纹理展现殆尽,更将明式家具的精髓展漏无疑——看似不起眼的角落,都饱含着高难度的工匠技艺,而以简约的线条表达出来,这可算是明式家具之一大精神。
罗汉床床面下束腰貌似开光,实则由短料攒接而成,在整器中留下一口“气”,给人以轻松明丽之感,和上面三大块的围子板形成正反呼应,束腰下接彭牙鼓腿,内翻马蹄,牙板与腿足以抱肩榫连接,边起阳线一直延伸至腿足至马蹄,同样在敦实之中含有江南水乡的脉脉情愫,是一件非常标准的苏作精品。
红木独板大四件柜(一对)
四件柜又叫顶箱柜、顶竖柜,在储物类家具中是形体最庞大的,常见者多为2.5米左右,过三米者稀少,而此四件柜通高3.7米,无论是在传世实物还是在现存家具中当是举世无双的。
通体素工的外表之下,是隐藏在木材花纹中对自身颜值的绝对自信;简单的铜饰配件之下,是黄金比例分割点的精准把控与实际用途中人机关系的双向平衡;方角的造型与圆面叶的结合,是深藏在中国人骨髓与血液下的基因密码。
尤为各大藏家所称道的是,其在看面上采用独板老红木作为门板芯,最大者宽度竟达48公分,长度达138公分,相较于一木对开的门板做法,此四件柜一木四开,不仅在单只顶箱柜的范围内使门板对称,更是在一对顶箱柜的视觉冲击中两两相对,四喜连连。柜膛底部的两块膛板同为一木对开,花纹横向延伸,将上面倾泻而来的洪流顺势截断,不废江河万古。
如此奢华的四件柜其实已经弱化了储物的实用功能而更偏向于一种靠近屏风一样的陈设观赏性能。而这件红木独板大四件柜不管是放在历史长河中还是未来的长远收藏性来看,都将是四件柜中的“大掌柜”。
黄花梨双圈卡子花文房桌
于一件经典的明式家具,便可窥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二。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中,以木构建筑最为出彩,故宫之宏伟与细腻大美至极。而中国家具与建筑之关系不可割舍,构造理念乃是同宗同源,是为中国文化之又一恒久载体。
方桌案面光素规整,泥鳅背面沿,做三劈料,与高罗锅枨以双圈卡子花相连,罗锅枨直榫入四足;圆材腿足稳落于地,挺拔稳妥,其精取圆材,素雅秀美,为明式家具风格典范,更契合古建筑常见的圆形柱式,是对传统造物文化的一脉相承。整体造型简练舒展,淳朴隽秀,通身显露古典家具独到的韵致。
这件清代旧物,百年岁月塑一身古雅皮壳,质感与色泽极佳。板面纹理依旧清晰细腻,山水具存,穗纹可寻;包浆醇厚通透,温润如玉,亦泛着琥珀光,绚丽隽永,堪称黄花梨木标本。
黄花梨文房箱 明晚
明代话本小说《喻世明言》,叙述 “琴剑书箱”是古代文人行走江湖、科举赶考的重要配置。在曾经冠盖云集车马川流的路上,在崤函古道坎坷遗珠遍地的车辙里,均可觅得踪迹,这古琴、佩剑、书箱方是文人魂牵梦萦的“三大件”。其中书箱是最能体现文人的身份的一件,因为其承载的不仅是古书,还有“黄金屋”、“颜如玉”的半生荣辱。因此书箱的制作相比其它明式家具,更受文人设计思想的影响,常精巧素雅,极富文人气韵。
书箱作于晚明,呈长方体,包浆莹润细腻,棱角温婉,纹理清晰细腻,色泽古雅隽永。山水纹蕴藏了中国文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尤其箱顶木料经过匠师的巧妙安排,于纹理的对称中别具意味。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选料》开篇,便提及家具上的纹理对称,并收录一例美国纳尔逊艺术馆馆藏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其靠背板即与此箱顶面同妙,均是在器物上最能凸显黄花梨本质韵味的地方。不仅得木质纹理美,还具有对称美,在无规律中又有规律,此二者的统一,显得格外隽永耐看。
整器造型古朴大方,葆光浓郁。顶面四角平嵌云纹铜包角,正面设圆形面叶,拍子作云头形,两侧各安提环,垂下靠于铜制菊花纹扭头上,朴实耐用。盒盖相交处起简练的圆线,起到防固作用,又增加装饰性。古人凡作此雅件器物,越于细节之处就越可品味其匠心工巧,而其显露的文人精神,更使得此箱蕴藏着一段极具情怀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