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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季了，伴随着演员们对公司和生活的犀利吐槽，综艺《脱口秀大会》一炮而红。
呼兰更是在《脱口秀大会》5季第6期直接剑指笑果文化，笑称公司招聘了不少谷歌和腾讯裁掉的员工，招“裁”进宝。
在呼兰的“躺有躺的价格，卷有卷的价格”冲上热搜之际时，也有不少人在评论区表达了对呼兰“敢于表达”的担心，害怕呼兰成为被雪藏的第二个“池子”。
2020年的夏天，此时还是笑果文化艺人的池子公开在微博上炮轰公司，声称笑果文化要求中信银行违规向其提供近年银行流水，涉泄公民隐私。
与池子和笑果文化之间的纠纷一同被推上风口浪尖的，还有未按规定提供个人账户交易信息的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也因“池子事件”公开发表致歉信，表示已处分未严格按照规定办理信息提供业务的员工，并撤销了该支行行长的职位，“祭出”一位支行行长以向公众有所交代——一如当初祭出池子的账户信息以“取悦”笑果文化。
然而，池子事件其实只是中信银行基层“乱象”的一个缩影，在中信银行的背后，是一个万亿级的资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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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事件”在中信银行并非首次发生。
虽然中信银行在给池子的致歉信中公开表明“保护客户信息安全，是中信银行一贯秉持的生命线”，但事实上，中信银行可能是个不太“惜命”的银行。
早在2016年，中信银行青岛分行就曾因违法违规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被罚17.5万元。
2018年，中信银行又再度因违规泄露个人信息被公开处罚，其太原分行因“未经当事人同意查询个人或其余的信贷信息”遭到50万元的行政处罚，直接责任人更是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被移送公安机关。
冰山之上，被发现并公开处罚的案例已然不胜枚举，中信银行冰山之下的暗流涌动可见一斑。
侵犯公民信息只是中信银行的雷区之一。
据公开信息显示，中信银行已连续多年收到千万级别的罚单，比如2019年因信息披露不当、贷后管理不到位等十三项违规行为，被银保监会罚款2224万元，“喜提”2019年银保监会系统最高罚没“大单”。
2020年，中信银行因“19宗罪”，被罚2020万元。
2021年，央行“一号罚单”处罚中信银行2890万元……
掐指一算，近年中信银行缴纳的罚款也有了“1个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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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大量高额罚单的背后，是中信银行管理层们在“雷池”上一直以来的翩翩起舞。
伴随着2019年以来的海量罚单，还有行长和高管们的频繁被查。
就在池子事件发生的1个月前，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因涉嫌受贿而被逮捕。
此时国家政策以“房住不炒”为大基调，整个金融行业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明显大幅收紧，信贷部门多紧跟政策步伐，转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
然而孙德顺在中信银行任职期间的管理风格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在2016年至2018年，孙德顺领导的中信银行不断给房地产企业放贷，被提倡的制造业的授信额度却是逐步缩减。
到2018年底，中信银行的房地产业贷款更是达到顶峰，成为中信银行贷款集中度最高的行业，属实“头铁”。
伴随着大额房地产放贷的，是“覆水难收”的贷款。
2019年，中信银行房地产业务的不良贷款规模同比增长逾2倍，高达34.26亿元，不良贷款率更是翻了近4倍，从0.35%增长到1.19%。
连整个金融行业的大基调都敢公然违背，“卖卖”个人银行流水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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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信银行如今已经在“喜提”罚单的路上越走越远，但实际上，中信银行背靠的中信世家，原本是一家有着“红色基因”的大公司。
其创始人荣 毅仁 更是知名的“红色资本家”，一度位高权重。
荣氏家族藏富颇深。
虽然如今各大富豪排行榜上鲜见荣姓子弟，但事实上，荣氏家族被业内人士公认为世界顶级财团，不管是资产规模还是地位，荣氏家族都远超李嘉诚家族，堪称中国“第一家族”。
荣智健曾笑谈：“我爷爷是首富，我爸爸是首富，我也是首富。”
一门三代“首富”，荣氏家族的财力可见一斑。
荣氏家族的发展起源于19世纪末，是名副其实的“百年家族”。
1886年，为了分担家庭重担，不满二十岁的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来到上海，通过给铁锚厂和钱庄当学徒，攒下第一桶金。
在钱庄当学徒的荣德生本身是不错的商人苗子，又在钱庄涨了不少见识，不甘于当学徒的他决定创业单干，南下到广东开办了纺织厂和面粉厂，而这二者刚好是当时生活条件日渐改善的人民的刚需。
乘上时代快车，荣德生的生意红红火火，而他的儿子荣毅仁也是经商的一把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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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承父亲的巨额财富后，在战乱下远行海外再创新绩，在纺织和面粉的业务基础上大规模进入医药和货运行业，产业遍布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国。
怀揣巨额财富，荣毅仁深思熟虑后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让富于国”。
1954年，荣毅仁先是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将荣氏的产业试行公私合营，两年之后更是直接将自己的商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转而从政，先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更是在1993年当选高层领导人，“红色资本家”名不虚传。
而中信银行背靠的中信集团，正是由荣毅仁一手打造。
1979年10月，中信集团的前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批准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正式成立，由荣毅仁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董事会更是堪称史上最豪华阵容，李嘉诚、茅以升、霍英东、马万祺、王光英、经叔平等大佬悉数列席。
即使到了现在，在董事长办公室墙上仍挂着一副荣毅仁和邓小平握手的巨型照片，这即使在“政治经济不分家”的一众金融企业里，也是极为正宗的“红色基因”。
那么，作为与中国铁路、国开行和中投并列为四个正部级央企之一，有着正宗红色基因的中信集团，为什么现在却频现倒卖银行流水等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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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信帝国的发展史，中信的“雷区起舞”与中信集团的屡次“换帅”息息相关。内部管理乱象的背后，是这个万亿帝国几易其主的权力更迭。
在荣毅仁隐退之后，接棒人是荣毅仁的独子荣智健，并继续开疆拓土。
1987年，已经在香港独自“创业”8年，早已积累上亿元个人财产的荣智健以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加入中信香港，开始了中信在香港一路浩荡的股权收购新篇章。
从国泰航空、港龙航空到香港电信，荣智健带着中信泰富活跃在基建物业、贸易、钢铁等领域，市场认可度甚至超过了招商局、华润、中银和中旅这中资在港四大金刚。
香港资本市场甚至将中信集团投资的股票单独归类为“紫筹股”——如果蓝筹股获得中信集团的看好并投资，就相当于在这只蓝筹股票上加上了一层利好的红色。
荣智健的投资声誉不言而喻。
然而，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上，没有人会是永远的赢家。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金融崩盘，在资本市场洗牌的大势之下，荣智健的中信泰富也跟着“踩雷”，在外汇衍生品上亏损逾150亿港元。
水混了，可以摸的“鱼”也就多了。
巨额亏损之下，荣智健迫于压力于2009年辞职。
伴随着荣智健离职的，是荣氏家族在中信集团的落幕。
由于荣智健离职时正值壮年，且是迫于宏观形势崩盘被迫辞职，因此并未安排合适的荣家子女做好接班准备，荣家后代也逐渐淡出中信集团的权力中心。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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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智健在香港开疆拓土时，国内的中信集团总部也已然完成了多轮权力交迭。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中信集团的董事长从荣毅仁变为魏鸣一，随后王军、孔丹、常振明和朱鹤新依次接班。
虽说是铁打的中信集团，流水的董事长，但中信集团的董事长在朱鹤新之前，都是集团内部培养的骨干。
作为荣毅仁的得力助手，魏鸣一自是中信集团的“家将”。
而接棒魏鸣一的王军也同样是中信集团的“旧部”，早在1979年就跟随荣毅仁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王军在任期间曾于1996年将中信泰富18%的股份以每股32元的价格转让给荣智健，而就在转让后不久，签字价格32元的股票就涨到了每股58元。
因此，坊间“贱卖国有资产”的声音不断，但中信集团也凭借着卖股套现的108亿元现金，在第二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凭一己之力度过难关。
王军之后，已加入中信集团5年的孔丹接替出任集团董事长并于三年后退休，随后1983年就已加入中信集团的“老人”常振明接力董事长一席。
从荣毅仁开始30余年权力迭代，中信集团的董事长一职却始终由内部选拔产生。
然而，到了2020年，也正是“池子事件”发生，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被通报严重违纪违法开除党籍的这一年，情况却有了变化。
2020年3月20日，中纪委公开通报，中信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顺因丧失理想信念，严重违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部署，限制甚至压降制造业贷款，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被开除党籍。
同样是2020年3月20日，中信集团公告称朱鹤新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同时被推荐为中信集团董事长候选人。
而在接管中信集团前，朱鹤新历任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四川省副省长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银行圈里转了个遍，从业经历却与中信集团毫不沾边，可谓是实实在在的“空降”。
30余年内部选拔，第一次空降，意味不言而喻。
中信集团终究改朝换代。
衰鬓曾已七十载，绿树红花又一春。
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创了百年荣氏家族的风光，却也在淡出公众的视野。
然而荣智健淡出中信集团的权力漩涡之后，中信集团的权力更迭仍在延续。
事实上，“池子事件”只是中信银行权力更迭新旧交替之下内部管理混乱的一个缩影。
伴随着房地产等“隐雷”的不断爆出，中信银行还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
参考资料：
1. 南方都市报：中信银行道歉撤职就完了？池子事件背后还有更可怕的
2. 腾讯财经：中国“财团”：荣氏家族的继承者们
3. 腾讯财经：传奇人物荣智健：爷爷是首富，父亲是首富，自己蝉联首富
4. 不凡智库：最会藏富的第一家族，三代都是首富，总资产万亿，远超李嘉诚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