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身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正在变得更加地焦虑，这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对于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它们的一部分正在重新评估留下和离开的可能。而目前来看，如果离开，印度和越南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了。
惊奇和羡慕的目光投向了越南。
就在刚刚过去的4月，越南交出了一份堪称耀眼的成绩：当月出口同比增长25%，前四个月累计出口同比增长16.4%，一季度的GDP增速则显示为5.03%，这在全球经济难以振作的当下，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身在越南的外资企业主和管理者似乎并没有觉察出异样。在过去几年里，越南已经置身于这样的增长惯性当中，他们也已经习惯于此，即便疫情曾经让这里一度停摆。在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战”两年后，他们中大部分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但也有的不幸倒在了黎明前。
台资企业管理者孙姜眼看着越南平阳省的工业园在三年时间中的变化，这让他想起了二十年前在中国天津经济开发区反复路过的情形：跨国企业的工厂以雨后春笋的速度在道路两旁拔地而起。
孙姜认为，越南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和中国曾经走过的路表现出了很大的相似性，制造业的产业链在这些年里开始生长，甚至地产和房价也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的快速起飞。
这给“中国制造业外迁”这一老话题带来了新的遐想。过去多年，越南一直是中国产业外迁的主要目的地。此刻，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国，对于这一问题的担忧在陡然间加剧。
永远在计算着成本的制造企业，像是海上航行的船只，始终在寻找成本的“灯塔”。哪样的企业会挥手作别中国、奔赴越南，抑或是在越南之外定位下一个目的地？对那些已经作别者而言，它们有没有机会再一次在某天回到中国？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迁移”故事。
从常州、东莞到同奈的扩散板
5月11日，刚从越南北部出差回到南部的中国籍厂长任一国，马不停蹄地赶往位于同奈省一处工业园的工厂，以安排五六十号工人的生产。
这是一个产业集中的工业园区，基本上都是给家电行业做配套的企业，任一国估计大概有两三百家，主要是以中国和韩国企业为主。这家中资工厂生产的扩散板，给来自中国的TCL、韩国的三星电子等多家家电企业供货。
工厂不大，但自动化程度较高，因此需要的工人相对较少，但任一国计划下半年还要扩招几十人，以应对旺季的来临。
4月1日之后，越南的疫情管控进一步放开，此后越南卫生部又宣布，从4月27日零时起越南各口岸暂停要求入境人员进行健康申报，这家扩散板工厂在几个月里也逐渐忙碌起来。
过去4个月里，工厂先后有五、六个工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按照越南的政策，员工需要依照个人病情自行处理，如觉得不适，可以选择回家吃药和休息。
几天之前，他刚刚去了一趟越南北部的海防，从胡志明市坐飞机到海防市，下机后直接就一路出去了，没有任何检查，从海防回胡志明市也同样简单，这让他想起在早些年国内坐大巴，买上票往车上一坐，到站下车直接出站。
这家中资供应商在中国江苏常州和广东东莞分别布有一家工厂。不过，其主要客户三星、TCL等整机企业此前已经投资越南，并逐步扩大在当地的产能。
竞争让常州总部决定在越南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以更加贴近他们的客户，为了缩短交期和更周到的本地化服务，他们最好的选择是追随而来。
这是一个海岸线狭长的国度，通过海运将扩散板从越南南部海运至北部，通常需要五天的时间，但即便如此，交付也远快于跨国的运输。任一国说，如果从中国运往同样的目的地，通常需要15到20天。这意味着，时间和运费成本都将得以节约。
与此同时，对于下游生产企业来说，配套件的本地化供应对他们锁定利润至关重要——根据越南的政策，本地化供应需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它们才能拿到出口关税优惠的政策。
事实上，这家扩散板工厂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建好，但此后经历的疫情令这里的生产断断续续，来自中国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一度不得不回到国内。
今年2月，在越南疫情形势暂稳后，任一国被常州总部派到了越南同奈省，担任越南分厂的厂长，连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八个中国的同事——他们当中有一部分管理岗，还有一部分是技术骨干。
一个小小的工厂，三个车间，主管师傅都来自于中国。任一国说，目前当地的工人还不具备生产的技术能力，这有赖于中国骨干的培训和指导，工厂规模的扩大，也就是培养工人队伍的过程。
扩散板工厂的复产是越南一季度经济活动里的一个缩影。2022年一季度，越南GDP同比实际增长率达到了5.03%，与此前两年同期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相较，表现强势。“在疫情前很长时间，越南的年度GDP增长均在6%上下波动，但实际上有一些统计方式的不同，也有一些谨慎和保守的成分在，实际估算下来，增长率可能接近15%”，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国际贸易摩擦预防及应对工作委员会主任尤灿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尤灿认为，越南在经济增长数据上一直“留有余力”，从“体感温度”上，越南一季度的经济与去年、前年没有太大的变化。
官方另一组关于投资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20日，新批、调整和并购FDI协议资金总额超108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同期的88.3%。但今年前4个月，虽然新批外资减少56.3%，但调整追加投资和并购资金（GVMCP）外资同比分别增长92.5%和74.5%。
倒在2020年的中资电动车厂
2020年5月，吕刚终于下定决心将在越南南部开了6年的工厂关闭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彼时越南执行严格的防疫政策，工厂迟迟无法复工，但每月的刚性开支不减；另一个是进入越南市场多年，产品的利润率在不断下降。
2012年，吕刚关注到了越南市场的潜力，在持续一段时间的考察后，吕刚决定在越南做电动车生意。彼时，吕刚和国内一家大型电动车企业合作，企业出技术，吕刚和合伙人出资金，在越南投资建设了一家电动车工厂，也成为中国第一批进入越南市场的电动车企业。
吕刚选择越南市场的原因在于其所链接的整个东盟市场，越南总人口接近一亿，在越南当地获得产地证后，出口至东盟各国几乎是零关税，而整个东盟的总人口超过6亿。
经过一年筹建，吕刚的工厂在2014年正式落地。
越南是摩托车大国，工厂刚落地时，越南的摩托车市场主要是三家外资企业占据，主流车型零售价格均在万元以上。围绕外资企业，当地也形成了一定规模围绕摩托车的产业配套，但没有针对电动车的上下游配套产业。
吕刚的越南工厂主要做电动车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组装。在工厂刚刚运作的一段时间中，除了轮胎、座垫、刹车线等少部分可以借用当地摩托车产业链，其余的大部分组件自中国进口，上百样组件的综合税率在13%左右，而如果要整车从中国进口，在有产地证的情况下，税率为45%，而如果没有产地证税率将会达到90%。这也是吕刚选择在当地建厂的原因。
吕刚的工厂落成后，中国的部分电动车企业也察觉到了这个机会，一批企业开始在越南建组装厂，随着企业的逐渐增多，围绕电动车的上下游产业配套也开始形成。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应对越南政府的相关监管要求，吕刚表示，越南对于电动车监管延续了对摩托车监管的政策，对整车及产品配件均有进场检验环节，因此一部分中间件的转移与当地政策也有关联。
在2020年疫情发生前，一些爆款车型已经基本可以用当地的产业配套组装完成。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零部件都能够在当地生产，比如电机以前是直接从中国进口，但后来可以在中国进口电机的大部分零部件，然后在越南组装。”吕刚说。吕刚认为，这实际上与电动车的组装是一个层面的生产能力。
但在电动车整车设计和零配件开发等方面，到最后吕刚工厂关闭之时，越南市场也几乎找不到匹配的能力。以电机和控制器为例，在越南当地可以组装电机，但电机绕线、电机开发等仍需要在国内完成；控制器的电路板本身可以在越南生产，但是电容器的配套体系不完善，国内产业完善的配套体系依然是越南市场无法替代的。
这种底层能力的获得是困难的，其中一些环节需要大型的设备、场地投入，而中国国内的效率仍然保持优势，这就意味着外企需要在越南当地进行重复投入。
从吕刚进入越南市场开始，越南当地的人工、用地成本就在进入一个较高的增长通道，以工业用地为例，越南南部的一些工业区厂房月租金均价已经到了每平米4~5美元，而中国珠三角的一些工业用地价格也仅有1~2美元，“前两年，越南工业用地炒的凶的时候，几乎只要有地就能租出去，能拿到地，盖上厂房，就赚了不少钱”，吕刚说。
在人力成本方面，越南最低工资标准保持着年均10%的增长速度，尽管在整体用工成本上与中国相比仍然保持一定优势，但考虑到效率问题，优势并不明显。
吕刚察觉了越南当地工人和中国当地工人的一个区别。越南工人普遍来自于厂区周围，大部分为本地工，离家距离较近，没有住房方面的成本，因此对加班的热情不高，“偶尔加班还行，但长时间加班，意愿不强。这一点和中国工厂的情况不同，中国相当比例的工厂工人都是从外地来打工的，出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
目前在越南的中国工厂大部分还是以中国人为主要的中高层管理，吕刚表示当地的人才供应不足，管理和生产经验还需要培养，大部分担任的都是面向基层的组长、线长等，中高层管理人才比较稀缺。
一方面是成本的上涨，另一方面，与大部分外资企业一样，吕刚也开始面临越来越激烈的本地市场竞争。
随着当地产业链配套的完整，一批本地的电动车企业开始崛起，这些企业更了解当地市场，同时也更激进、更擅长与政府打交道，“比如政府出一个标准，我们作为外资企业，肯定是第一时间往标准去靠，但本地企业可能就是先按最快的速度生产出来再说”。
2020年5月，在尚未看到复工迹象之时，吕刚和合伙人选择了关闭当地的工厂。在工厂关闭后，吕刚的目光转移到了房地产，他计划建立一个平台，汇集中国的家具生产、外贸企业以及相关设计能力，并通过VR等技术进行展示，为越南正处于火热状态的房地产市场提供配套。
似曾相识的路线
越南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越南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763.5亿美元（约合1.15万亿元），同比增长14.4%。进入4月份，这一速度继续加快。同时期，中国深圳市一季度进出口总额为7404.8亿元，同比下降2.8%，尽管深圳的经济总量远大于越南，但人们依然注意到越南外贸对深圳的超越。
身在越南平阳省的台资企业管理者孙姜预计，到7月份，越南的二季度数据出炉，可能会更加地“惊人”。
孙姜的紧固件工厂正在全天候地干足马力生产。“我们工厂的成型机在24小时地生产，订单在快速地增加，都是来自美国的订单，我们周边的企业基本上最少的都是两班倒，都在加班加点地做订单。”孙姜说，“我们的合作伙伴，仓库中已经放不下生产的东西，都是6月份要出口的订单。”
孙姜记得三年多之前初来越南进行商务考察，彼时这个工业园区还只是零星的厂房，如今已经大不相同。据他回忆，2018年时，平阳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只有一个，但现在已经建设到了第五期。
那一年，美国提出对中国的金属产品征收25%~40%的关税。这个数字，很多企业的利润达不到，这意味着，如果在中国生产，利润会被关税直接吃掉。
关税倒逼关税覆盖范围内的企业加速出海，其中的主要目的地指向越南，它们迅速在越南买地，买不起地的就租用厂房，招兵买马进行生产，越南的土地价格也从2018年开始翻倍式增长。越南的工人工资钱也从400万跃动涨到600万、800万、1000万越盾，如果中文好一些，普遍薪资则在1200万越盾左右。
孙姜回忆起二十年前中国的天津，彼时他在天津经济开发区的一家欧洲企业。2000年前后的天津，开发区建厂的速度如同雨后春笋，一年可能会有十几二十个项目。“出去打个车，在开发区，从四大街往石材大街走一下，就会一路看到很多项目在建，都是世界级的，比如摩托罗拉、三星、霍尼韦尔、葛兰素史克等。”
最早的时候，更讨巧的做法做转口贸易，产品按照越南的标准，在中国做好，然后先卖到胡志明市，通过这边的贸易公司再卖到美国。但这条道路最终被美国堵死，越南政府开始制定标准，要求在越的产品，供应链的本地化率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下游企业则不得不把中国的一部分产业链也带到越南。
“你需要产地证，出口才能符合美国的要求标准，同时越南政府也会给予退税。”孙姜说。任一国也提到了这一重要的政策指引。
孙姜认为，为了吸引外资以逐步发展自身的制造业，越南政府的很多做法，和中国从前非常相似。
孙姜记得2018年刚来越南，彼时有个来自美国企业的订单发到他这里进行询价，但在当时，越南本地基本没有一家供应商能够生产——那是一个在孙姜看来很简单的塑壳产品，不过仅仅几年之后，越南就做了出来。
产业链正是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很多问题都在解决当中，刚开始可能是客户的推动，倒逼生产企业想尽办法实现买方的要求，无论如何，只要有需求，资本、技术、人才，每一个要素都会想出办法来实现。“比如从中国买来设备，也从中国找来技术骨干到越南来培训，工厂往往这样建立起来。”
一个现实是，越南制造业的两头——上游的供应还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依赖中国，这从每年的进口数据中能够看出来，而它的下游消费则倚赖欧美等海外市场。
与此同时，产业链需要技术，而技术需要沉淀。“一个工厂想把它做好，要形成原始积累，但你会发现越南目前是没有技术的，越南的本地供应链依赖来自中国大陆抑或是中国台湾的人员带去技术，很多本地人甚至还不会使用电脑。”孙姜说。
孙姜认为，从人口和制造业的体量上看，越南跟中国是不同的数量级，谈“替代”显然言过其实，但如果就此无视越南的发展也不现实。
“认为越南只是充当‘组装厂’的身份并不完全客观，这种想法就像以当年欧美的眼光看待中国一样，认为你很落后，只能做低端的产业链，事实证明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其中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待越南也应当如此。”
追逐“灯塔”
越南的制造业成本似乎已经在紧紧追赶中国的路上了，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狭路相逢。
金属是工业生产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是材料之一，例如钢材。全世界的钢材，中国的价格最便宜，孙姜认为这也是美国一直对中国的金属产品加征关税的原因。即便是现在，越南的材料也要比中国贵出25~30%。“现在对于制造业来说，两个因素在成本构成中是非常关键的，一是关税，另一个是核心原材料的价格。”
2022年第一季度，越南出口和进口金额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字的水平。根据目前越南对外贸易的增长势头，越南国内预计，2022年越南对外贸易总金额可能达到创纪录的7000亿美元大关。
越南工贸部进出口局副局长陈清海认为，越南出口的最大机遇正是各项自由贸易协定（FTA）带来的。过去一段时间，越南参与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陆续生效，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越南与英国自由贸易协定》（UKVFTA）和最近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在贸易增长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尤灿看来，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建厂的主要的原因在于越南的出口税收方面优势，越南与东盟地区的关税，除了惩罚性关税，基本是免税状态，与欧盟也有99%的关税优惠，目前与美国对越南出口商品的关税也“网开一面”——尽管尤灿认为这种“网开一面”的状态很难说处于稳定态势。“从这个角度，越南目前处于一个较好的平衡状态，即可以承接中国溢出的产业，又可以对接欧美那些无法或者需要较高成本才能与中国对接的需求。”尤灿分析道。
尤灿认为，在基础材料生产领域，中国依然保持极为强劲的竞争力，“以钢铁为例，中国有几十家大钢厂、几百个高炉，越南的市场规模决定了其在这个领域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但如果承接中国这种基础的生产能力进行加工，在产业链作为中国的一种延伸，可以吃到很多产业红利。”尤灿说。
这种产业延伸能力也决定了其产业容易受到中国市场和政策波动的影响。2021年5月1日，中国取消了部分钢铁行业的出口退税，其中即包括热轧卷，尤灿表示，退税政策的取消带来了13%左右税赋成本的增加，这部分成本实际上是越南市场埋单的。在退税取消前，海外客户报价时就会“帮助”中国出口商减去退税部分，但现在反而可以直接增加在报价上。
孙姜关注到，拜登政府在考虑取消此前美国制定的关税加征政策。如果关税取消，他们做的产品再从越南出口，就将不再具有优势，因为越南的材料价格目前要比中国国内贵出25~30%，这会导致类似的订单回流。“按照目前来计算，各种因素现在已经不便宜了。工人的薪资也在3000到3500左右，收入其实是不少，按照他们的效率来说，工资很高了。相对于中国人，越南人的管理难度也会相对大一些。”孙姜说。
不过孙姜的一位深圳客户依然计划迁往越南，原因在于即便深圳开出很高的工资，招工依然是一个难题，但在越南，目前这显然不是一个问题。
但越南是一个完美的生产基地吗？孙姜认为，越南最大的风险在于它没有内销，市场都在海外，这意味着它不得不时刻面对来自国际贸易方面如关税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这也使得越南与中国等地的优势竞争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
永远在计算着成本的制造企业，像是海上航行的船只，成本则像是永不熄灭的灯塔。肇始于三年前的全球疫情则让寻找灯塔的过程变得更富有戏剧性。一年前，一些企业被迫回流至中国，一些企业在越南倒在了繁荣再次到来之前。但现在，身在中国的企业又再度惴惴不安，想要重新定位灯塔的方位。
孙姜也在考察东南亚的其他地区的可能，例如印度。在孙姜看来，即便在投资的软、硬环境上，印度都还远不足以媲美中国和越南，但这也恰恰带来了潜力，别忘了印度是一个人口规模多么庞大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绝不缺乏年轻的劳动力，也不缺乏一个足够具有成长空间的国内市场。
孙姜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交流中发现，一批身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正在变得更加地焦虑，这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对于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它们的一部分正在重新评估留下和离开的可能。而目前来看，如果离开，印度和越南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孙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