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就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言，它的好处在于有利于维护阶级统治，确切说是有利于维护一家一姓之江山。因为它的主旨和“周礼”一脉相承，根本方式是在全社会确立起一种主流思潮，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阶级秩序，并将所有人的言行举止都纳入这一秩序中来，比如“君权天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儿子听老子的，大臣听帝王的，帝王听老天爷的——这么一来，最省事最省心的是帝王家，仅仅通过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就实现了对帝国和臣民的统治。
但其不利之处也显而易见——借官方的力量排除异己，消灭不同声音，只留下有利于维护阶级统治的思想于世，代价则是扼杀整个民族的思想活力、创造力甚至精气神。换言之，用一个民族的未来换取“家天下”的稳固。
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于一时，却不利于一世。
一、这一理论的背景
西汉中前期，儒学的地位其实很尴尬，虽然比先秦时期好了点，但仍然是不上不下，进退维谷，因为那个时候最吃香的是法家和道家。像刘邦，他一是自己没什么文化，二是凭武功得了天下，所以他看不起那群天天搬弄文字、搞形而上的儒生。他不光叫人家“竖儒”（估计应该是从“竖子”来的），还一见面就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往里面撒尿。但后来他却首先尝到了儒家的甜头，这就是叔孙通制“礼仪”。老先生根据周礼，制定了“趋”、“叩”等一大批繁文缛节，并逼着大臣们去学，几遍下来，周勃、樊哙们都不敢和刘邦随便说笑甚至没大没小了。叔孙通通过“礼仪”划分了君臣的等级、次序，把帝王的威严给展现了出来，让刘邦第一次享受到了做帝王的乐趣。刘彻其实也不喜欢儒家，他最喜欢的首先是法家，所以郅都、张汤等酷吏大行其道；其次他喜欢能打仗的，所以卫青、霍去病、赵充国们脱颖而出。但是，刘彻毕竟雄才大略，他敏锐地看到治理国家仅靠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是远远不够的（秦始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同样重要（秦始皇“焚书坑儒”有点接近这个意思，但一方面太皮毛，另一方面太霸道）。而此时董仲舒适时而出，两人风云际会，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形成。
二、这一理论的积极作用
限于篇幅，对儒家的“仁”、“义”、“中庸”等大而化之的理论略过不提，这里只就具备普遍意义、与中国基本社会关系息息相关、作为纽带连接的部分作一简要论述。
在西方社会中，因为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和对契约精神的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所以，他们一直强调相互之间物质利益的均衡性和不冲突性，而对于我们最为注重的情感连接作用则极少考虑。
我们的儒家文化则不同。首先，它诞生于农耕文明，农耕活动的群体性特征从一开始就把人置于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每个人从一降生就不是孤立的，从家庭到社会，一直非常重视血缘情感上的纽带连接。其次，从“父子”到“君臣”，从亲情到国家感情，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儒家自下而上建立起一套结构严整的社会关系网络，后又通过官方“认证”，进而上升为国家社会系统。时至今日，除了家庭观念还是影响我们社会行为的最大因素之一外，从家庭推广至国家的利益关系，保证了我们这个民族从家族荣誉到集体荣誉再到国家荣誉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最后带来的则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因此，我们国家从黄帝时期的弹丸之地开始，一步步拓展到今天这个模样，虽然经历过数次外族入侵和被分裂，但基本保持了思想的独立、文化的延续和领土的完整，而没有像古罗马、马其顿、波斯等帝国那样匆忙而短命。
三、这一理论的负面影响
（一）对皇权专制的维护。专制，对于帝王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从周公、孔子、韩非子到董仲舒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而且由于“工作实绩突出”，孔子还进了庙、封了号、吃上了冷猪肉。但是，这一点对于民众来说则是噩梦。首先，专制体制下，法治是空谈，因为除了“刑不上大夫”外，最后的表决权在皇帝手里，像“我爸是李刚”就是这一思想的遗毒。其次，专制体制下，人权是空谈，所有的话语权都掌握在一家一姓手里，碰到个好皇帝还好（如唐太宗），要碰到个胡亥、萧宝卷这样的老百姓哭都没地方去。第三，专制体制下，民主是空谈，“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哪来的民主？
（二）对思想的钳制。这一点的恶劣影响更甚于对皇权的维护，如前所说，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哪一代江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未来。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思想和学术的大爆发，一次是春秋战国，另一次是民国，原因就是“王室衰微”。中央权威的丧失，不仅导致了对行政控制力的弱化，更导致了对思想言论控制力的弱化，也就是葛优说的“人心散了”。与专制相反的是，这一点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噩梦，而对于文化来说则是春天。于是，道家、法家、墨家、儒家、名家、兵家、杂家、阴阳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文化史迎来了一次“大爆炸”，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下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至于二十世纪初期的那次，虽然也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却只能算是对春秋战国思想“大爆炸”的一次集中“消化”，也就是还在老祖宗划定的圈里面转悠，几乎没有向前一步。
遗憾的是，数千年中国历史，类似的情况却只出现过这么两次，更多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朱元璋“八股取士”以及清代“文字狱”。在这几次思想钳制活动中，如果说前几种还相对温和的话（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是针对欺骗他长生不老的方士和术士），那么最后“我大清”从康熙开始的“文字狱”则毫无原则甚至毫无人性，它是通过血腥屠杀的白色恐怖来实现对臣民肉体和思想的“双重控制”，以达到完全丧失其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目的。那群鞑子成功了，到大清灭亡的时候，不仅很多“遗老遗少”因为做不成“奴才”而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寻死觅活，更造成了全民族的“万马齐喑”。
为什么？
因为经过了二百多年的钳制，这个民族不仅已经丧失了部分语言能力，更已经丧失了思想活力和创造力。先别说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的全面落后于西方，仅以文学为例，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有春秋诸子百家，有唐诗宋词元曲晋字汉文章，而整个“我大清”能拿得出手的文学体例和文章大家有几个？纳兰、曹雪芹，然后还有谁？
所以，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皇权之幸，是民主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