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瑞的回答：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又有散文创作的空前繁荣。然而在自唐以降的一千多年中，以我有限的了解，没有人提出过“散文不散”的理论。“散文不散”的理固‘‘相濡以有作者为文，提出对成语“相濡以沫”义蕴的重新理解问题。这在当下，不是一个简单的成语解释的问题，而是具有价值转型意义的文化问题。“相濡以沫”语出《庄子·大宗师》，其中日：“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这里的价值判定与取舍是十分明确的。然而在庄子之后，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社会大众，都在道德评价上给予“相濡以沫”很高的地位，而“相忘于江湖”之论，倒真的被忘记了。这应如何解释，个中隐含着什么历史秘密吗?庄子立言，多用寓意。此处以“鱼水”起譬，以鱼喻人：泉水干涸，鱼在危难之际吐沫相濡以互救，精神固然可嘉，但这样何如处于江湖之中呢?处于江湖之中，优游深水，自得其性，虽无患难与共的美誉，却可生命无虞，自由自在。庄子这里表达的，是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关怀，这在先秦是独树一帜的。先秦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儒家主仁义，墨家倡兼爱，法家重刑名，他们各以自己的学说去救世，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整体的稳定和■何少林社会秩序的重建，而惟有庄子，对个人的命运倾注了他的感情。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礼崩乐坏、天裂地坼的时代。旧的社会秩序已经破坏殆尽，而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各派思想家都在宣示自己的社会主张。可是，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设计是否具有合理性呢?庄子给了否定的回答。他否定那些理想社会方案是因为它们忘记了“人”，特别是忘记了个人。《庄子·骈拇》篇日：“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社会论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期提出的，先是师陀提出“散文忌散”，主张“散文并不是要写得散，而是和其他文体一样，要写得集中紧凑”。随后萧云儒提出了“形散神不散”，主张“用自己精深的思想红线把生活海洋中的贝壳珠粒，穿缀成闪光的项链。……虽然运思落笔似不经心，但却字字珠玑，环扣主题；形似‘散’，而神实不散”。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当代文学曾经有过一次散文创作的丰收。在这个时期，杨朔的散文创作是很具代表性的。杨朔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特点：“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这一方面是“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另一方面，就是“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像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今天，我们对“杨朔模式”的认识，较之当年已经深入了许多。杨朔的散文创作并不缺少真诚，缺少的是自由。他所谓“寻求诗的意境”，往往是在苦苦寻求如何把一种自然现象和Ft常生活场景，化作某种社会观念和政治理想的隐喻；而他说的剪裁、布局和推敲，常常就是小心翼翼地把每一个细节组织起来，一步一步地推向结尾处的跳跃式升华和概括，卒章显志。当然，杨朔当年的自述，使用了肯定的、自我欣赏的语言；而今天的认识，则是用不无尖刻却不失客观的语言来表达。毫无疑问，嘲笑杨朔注定是浅薄的。在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在一个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的年代，在一个El常生活泛政治化的年代，“杨朔模式”不过是现实生活在散文创作中的反映，而所谓“散文不散”、“形散神不散”、“形散神凝”等等，作为对这种创作活动的总结和概括，也同样是时代生活在艺术观念中的折射。话越说越沉重了，沉重与闲话原是格格不入的，好在散文之道，贵在一个“散”字上，说到闲散处，不妨就闲散；说到沉重处，不妨就沉重。散文贵“散”。其“形”散，源于“神”的自由。
叫我上帝!的回答：
通俗的讲，
散文的所谓形散，即从多方面谈，零散，不局限于唯一的一个方面。
所谓神凝，即中心大意是不变的，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也不是散的，而是凝聚的。字里行间都可以体会的到。
散文有诗歌的韵律魅力，同时也不失结构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