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部素之（Motoyuki Hattori）是日本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曾在日本最顶尖的大学任职，其职业前景远比同龄人更有前途。
但是7年前，服部离开日本，来到中国一所大学任教，此后他再也没有想过回日本。
中国宽松稳定的科研环境、日益强大的学术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同服部一样的青年学者来中国发展。
中国科研经费更有保障，能让学者稳定开展科研工作
服部说，中国大学提供了更多稳定的机会，这是日本学者选择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的主要原因。
服部专攻膜转运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研究，32岁时在东京大学任生命科学系助理教授，他希望能尽快建立个人实验室，但在日本的大学，他的期望无法很快实现，而在上海复旦大学则完全不同。
“在日本学术界中，博士后研究员通常需要10年左右才能完成所谓的教授‘学徒期’，此后才能建立个人实验室。我思考了自己30多岁的人生，那时我的身心条件正好能从事高强度工作。因此我的结论是出国。”
批评人士称，日本仍在采用的资助体系正在迫使日本青年科研人员出走。为了支付人员和研究经费，日本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长期依赖政府拨款和“竞争性研究基金”，但这些资金仅用于科学家提交并经政府审批的计划项目。
自2004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缩减大学拨款，增加竞争性基金。而竞争性基金仅资助持续三至十年左右的项目，这就导致没有保障的聘用期。
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国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日本大学和公共资助研究机构67.6%的博士后研究员在2018财年的合同期限不到三年。
该体系的支持者表示，固定期项目合同有助于资金流动和竞争，从而振兴科研。然而，批评人士认为，在没有资金保障的情况下，有抱负的研究人员，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可能不愿意在长远的个人生活规划中选择应对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
在中国，人才是第一资源。对于高层次人才，高校除了提供年薪外各类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还会根据各自条件在头几年内提供免租周转房、过渡期校聘副教授待遇、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费等。
在中国的六年里，服部组建后的实验室不仅获得了相当于1亿多日元的资金，他本人也被授予了教授的职称。
中国科研实力日益增强，日本青年学者掀起赴华浪潮
服部表示：“据我所知，很多青年日本科学家正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其中大多数人从事基础研究，如理论物理、天文学和生命科学。
中国过去常常从海外招募退休的科学家，以此希望吸引青年才俊，提高中国的科研能力，但如今越来越多科学家主动选择前往中国做研究，在世界各国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因其在光催化领域的研究，80岁的化学家藤岛昭被视为有潜力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学者。去年他和研究团队迁至中国，震惊日本科学界。
评论人士称，藤岛昭和他的团队正在寻找一个可以继续研究的高校环境，而这所学校就在中国。藤岛昭曾任东京理科大学校长，现在他已经接受了上海理工大学提供的全职职位。
中国现在的科研影响力令人刮目相看。日本国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2》报告显示，2018年至2020年，中国在全球科学与工程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
同期，中国在此类出版物中的论文引用数量分别位居全球前10%和前1%，而日本在三个类别中分别排名第五、第十二、第十，呈下滑趋势。
服部称，随着中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已经不需要像过去那样依靠大额科研项目来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中国高度重视科研发展：对大学支持力度大、给高层次人才提供的待遇好
服部指出，中国的科研投入是日本的三倍。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开始培养更多大学生，在过去20年里，大学生的数量增长了10倍。海外深造的中国大学生也在同步增长，美国高校授予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中国人占比最多，是日本人的50倍。
同时，教师队伍也在扩大。以服部所在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例，在过去十年里，该学院的教授人数翻了一倍多。
为了稳固引进人才，中国还在不断改善其工作待遇。服部的年薪约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万元），与终身聘用的同龄日本科学家相当。
34岁的岛袋隼士（Hayato Shimabukuro）在名古屋大学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巴黎天文台进行研究，于2018年来到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2019年末，他获得了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天文学副教授职位。
岛袋在三年内的年薪约为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外加研究基金约为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5万元）。
服部指出，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地方大学的支持力度，以提高全国的学术水平。为此，服部在复旦的一些同事已从上海转到地方学校工作。
服部建议，日本应该学习中国对科研人才的重视程度，在各地的大学提供全职职位，而不仅仅是在大城市的少数名校。
服部说：“拥有大量的学者，并且让学者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研究，这对于科学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就好比一座山，山越高，山底的基石越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