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诗必盛唐”是明代具有强势传播力的诗学观念，其消极影响是法唐而赝，自狭诗道。当时虽有接纳宋诗的呼唤，但难以形成趋势。明末清初，钱谦益以唐宋兼宗为新的诗学选择，具体途辙是以崇尚杜诗为由唐向宋的起点，在诗坛大力导入宋代诗风，融铸异质，求变创新。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从而形成宏衍阔大的气局，使诗歌创作具有多元组合的美质。钱氏的这一诗学选择开启了清代新诗风。
时至明末清初，千余年的诗骚之树已经老了。有明一代出现了几乎一边倒地以盛唐为宗的诗学倾向，主导者意欲使诗高华滋壮，但事实上却使它老得更快。如果作为一种主要的抒情文体形式还要存在下去并发挥功能的话，人们必须接受“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的逻辑，通过新变来维护和复兴诗歌。对于清人来说，在唐诗、宋诗建立了两大诗学格局，囊括了尽可能多的诗学范畴、诗法家数以后，要想完全超离于这两大格局而另辟天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时的所谓“变”，似乎只能是对既有的两大格局重新体认、选择和融通。然而，“清人生明后”。既然认识到明人是法唐而赝，自狭诗道，那么他们为拓宽路途最能有所作为的就是接纳宋诗了。清初诗人邵长蘅《研堂诗稿序》曾指出：“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当然这一“势”，既是循环往复、剥复代序的诗坛风会的内在规律性，同时也是清代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能动支配。对于唐宋诗的不同特点，邵长蘅曾说“唐人尚蕴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就其体格之殊而论，如果以人为喻的话，则“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1)如果以佛学为喻的话，则唐诗如禅，深玄窎远，宋诗如净，含容广大。前者境界高华，然参究不易，后者气度汪然，有修必成。明人标举第一义却未必俱臻通慧，清人要一变风气，走向“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诗学空间更大的宋诗，确是十分明智的。然而正象推行“净”法需要禅净合行的永明延寿式的宗师一样，清人要融汇宋诗却需要兼擅唐宋的大家来开其风气，钱谦益的选择和被选择正成为个人创作祈向与诗歌史内在趋向相重合的必然结果。
一、接纳宋诗：一个长期的潜隐走向
宋代的诗歌史是在“江西”与“晚唐”之争中划上句号的，随着蒙古王朝统一全国，南北诗学逐渐从趋尚的多元化转为反拨宋诗，迈开了回归唐代乃至汉魏的最初步履。只是元代国祚不长，诗道亦未远。当四大家以盛唐诗风为典范的诗歌出现，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体派时，朝代却也走到了下坡路上。其实，如果元代享祚如宋，并且返回汉唐的步履强劲不衰的话，明代诗歌史的起承转合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格局。从文体文风随时代而兴替的规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明代并没有一反元代诗风，反而与元代诗歌合为一个大的文学阶段，具有基本相同的主导风尚，多少具有些特殊性。
当然，将元明诗合为一个大的阶段，是一个笼统的看法。明人弘唐诗之法，诛宋诗之罪，除了元人“五十步唐诗”未臻胜境外，时代心理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明太祖朱元璋这位集雄才大略与果毅残暴于一身的开国君主，鉴于元代政治制度松懈与思想统治不力而产生社会异变，在夺鼎定基伊始便强化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着手诏复唐制，纯洁文化习俗，创造沉潜执着地追求理学的学术环境，一方面力求高扬新的时代精神，创造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文化氛围。在诗歌风格上，太祖“尤恶寒酸咿嘤，龌龊鄙陋，以为衰世之为，不足观”，(2)因此舍弃宋调而尚“盛世清明广大”的盛唐之音就是必然的了。明初士人既诛宋，又伐晚唐，王彝著《文妖》力斥元季杨维桢及宗奉者，方孝孺也强烈地诋斥铁崖体云：“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诞涩之词饰其浅易之意，攻讦当世之文。昧者群和而从之，而三吴诸郡为尤甚。此皆挟鬼磷而訾日月也。其力虽不足为斯文害，然不除灭而禁斥之，何由复古之盛乎？”(3)这里提出要“除灭而禁斥”铁崖体以“复古之盛”，也典型地反映出强烈的时代心理。有明一代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庙堂色彩，在这种文化心态中长期闪回着“盛世”的幻影，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宦官专权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都从不同角度激活这种幻影，尽管七子派在政治上试图远离庙堂文化，但片面地崇尚雅正的思维方法，使他们实际上进入并不自觉地强化了这种文化机制。直到嘉靖以后，权力机制逐渐瓦解，而随着启蒙学术的展开，知识群体知性精神觉醒，人们才开始冲破思想的囚缚，走出虚幻盛世精神的光圈。也只有在这时，人们才能重新审视既有的具有统治力的文学理论，一种与七子派相悖，对庙堂文化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新的诗学价值观才真正得以提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明初到晚明，接纳宋诗的过程将是十分艰难。有学者认为在明末以前至少出现过两次提倡学宋的潮流。一次是前期方孝孺、陈献章、庄昶等人，一次是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中后期唐宋文派作家，而且“这些提倡学宋的作家几乎清一色是理学家。”(4)其实，有明一代肯定（肯定并不等同于提倡）宋诗者赓续不断，但“潮流”并未形成。肯定者中固然有崇尚理学，“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已任”的方氏作出“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更无俦”(5)这样的力排众议的论辩，但更多的为宋诗辩护者则与理学并无深刻的联系。如明初诗学盛唐祈向已十分明显，刘崧以雅正标宗，一时风从影动，黄容即对其黜宋之论极为不满，作《江雨轩诗序》云：“宋苏文忠公与先文节公（按：此指黄庭坚）独宗少陵、谪仙二家之妙，虽不拘拘其似，而其意远义该，是有苏、黄并李、杜之称。当时如临川、后山诸公，皆杰然无让古者……近世有刘崧者，以一言断绝宋代曰：‘宋绝无诗’。……崧者人不短则己不长，言不大则人不骇，欲眩区区之才，无忌惮若是，诟天吠月，固不足与辨。”瞿佑亦排除门户之见，反对当时流行的“诗盛于唐至宋而坏”之说，仿效《唐诗鼓吹》例，辑宋、金、元三朝之作一千二百首为《鼓吹续音》（十二卷），明其宗尚，有自题诗云：“吟窗玩味韦编绝，举世宗唐恐未公”（引自《归田诗话》卷上）。其后都穆、俞弁、李濂、归有光等人都反对崇唐斥宋，不断发出异见者之声。如都穆《南濠诗话》云：“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亦云：“古今诗人措语工拙不同，岂可以唐宋轻重论之？余讶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即使是总体上扬唐抑宋的杨慎，也屡有“今日‘宋无诗’，其然乎”的质询。(6)但明万历以前，在前后七子“劫持当世”，倾动天下时，接纳宋诗只能是一种潜隐的走向，所有这些对宋诗的呼唤都仿佛是一股股潜流，难以形成冲击波，无法改变宋诗被用于覆瓿的命运。即使是李于田的《宋艺圃集》和曹学佺的《石仓宋诗选》出现，因其所选远于宋而近于唐，并不能增加宋诗的份量，在呼唤接纳宋诗的潜流中迸出新人耳目的声色。如果说明代在肯定宋诗方面，曾有过砉然鞺鞳，颇能振荡诗坛的声音的话，那已经是在晚明公安派出现以后了。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明确地将“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作为谬论加以辩驳，在《与冯琢庵诗》中极称元、白、欧、苏四家诗文足以与李、杜、班、马雁行并观，“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也？”《与丘长孺》一文更从文学史发展趋势阐述其诗学观，宏道认为唐自有诗，不必《选》体，《选》不必为汉魏，汉魏同样不必为《三百篇》。如以不唐病宋，文学创作必以前代为准，那么就会推衍到以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的荒谬地步，那么岂不是“诗灯一派，扫土而尽”？二百多年来呼唤宋诗的潜流，蓄势至此，正期待着一种内旋与外驱力量助其奔突。
钱谦益早年曾汩没于俗学，“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纸，摇笔自喜，欲与驱驾，以为莫己若也”（《答山阴徐伯调书》）。万历三十七年（1609）赴京城应会试寓居极乐寺时，与袁小修相识，得以闻知公安派的理论，又从嘉定林下诸君子处得知归有光之“绪言”。如果说他的文学观的整体性改弦易辙是转益多师，并直接受到多方指授的结果的话，就诗学观来说，则显然受袁宏道理论阐发的影响极大。二百多年被奉为圭臬的唐诗，至晚明师范的窠臼已过于深重，诗界“厌而学宋”之气已经萌动，风会递嬗实属必然。但是公安袁氏虽可谓具有知性精神的觉醒者，但力尚不足以纠偏，创作亦不无弊端，竟陵起而反拨，以深峭幽渺为宗，更失于仟佻诡异。显然，要改变明代诗坛积弊，不仅需要在理论上重新思考和选择，而且需要在理论和创作之间真正打通，取得实绩。钱谦益能够卷动潜流细浪为耸峰飞瀑，绍承前哲之绪而大开风气，其功即在此端。也正是以谦益开山拓路的卓越努力，接纳宋诗的潜隐走向才演变为一种显见的趋势。
二、唐宋并重：一种新的诗学选择
但是我们对钱谦益在接纳宋诗过程中的角色和策略尚须深入考察。如果把唐宋诗之争简单地归类为“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的话，那么可以说钱谦益并没有参与此“争”。作为一个具有成熟的诗史观的学人和诗人，我们虽然能发现他在特定的比较中发表过“圣俞之诗，辞非一体，不若唐诸子为诗人者僻固而狭隘”(7)之类的意见，但并不能说他在唐宋之间月旦褒贬。其实唐诗是牧斋诗歌创作重要的诗学源头，他常常表示出对唐代诗歌成就的景慕和赞叹，更明确地申说过“诗莫盛于唐”。(8)他的诗学历程中由义山而上溯少陵，兼涉昌黎、香山的路径是十分清晰的。然而他同时强调宋诗作为一种文学史上的存在，其美学意义不应否定，应当充分重视宋诗的典范意义。在七子派和竟陵派先后纵横天下，“诗必盛唐”说挟裹文士的背景下，反其道而黜唐崇宋，难免会成为另一种偏颇，而从诗歌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倡唐宋并重，兼宗双修，客观上便肯定和提升了宋诗，形成有利于诗歌发展的新局面。这显然已成为一种新的诗学选择。
要实现这种诗学选择，改变传统观念，使对唐诗的认识从“盛唐”走向“全唐”是十分重要的。严羽的《沧浪诗话》是晚宋最重要的诗学著作，在明代的影响几如胡应麟所谓“达摩西来，独辟禅宗”，(9)盛唐与宋诗之争实源于此。高棅《唐诗品汇》承接其脉，其后便成为七子派以盛唐相高的理论支柱。在《初学集》卷三十二《黄子羽诗序》中牧斋即以“别裁伪体”为旨，反复申斥明代俗学，尤对“哆口称汉魏，称盛唐者”痛加针砭。在《徐元叹诗序》中直接将沧浪之说究为伪体之嚆矢：“自羽卿之说行，本朝奉以为律令，谈诗者必学杜，必汉魏、盛唐，而诗道之榛芜弥甚。羽卿之言，二百年来遂若塗鼓之毒药。甚矣！伪体之多，而别裁之不可以易也。呜呼，诗难言也。不识古学之从来，不知古人之用心，狥人封已，而矜其所知，此所谓以大海内于牛迹者也。”入清以后，谦益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更为深入，《有学集》中有相当系统的理论阐述。如《唐诗英华序》、《唐诗鼓吹序》以大量的笔墨梳理“初、盛、中、晚”四唐分界说的源起与流变，强调“临济、曹调初无胜劣”，“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不仅箴严氏膏盲之癖，亦洗高棅耳食之陋。至于“荆公、遗山之选，未必足以尽唐诗，然是二公者，生于五、六百年之前，其神识种子，皆未受今人之熏变者也”云云，强调宋元诗家的识见，则显然将七子派及影从者裨贩而赝一并掊击。牧斋认为人为地将一个前后紧密相连，与世而移的完整的唐诗过程分为初、盛、中、晚，并由此作出价值判断，这是将社会与人生、生活与创作断裂开来。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文学史是一个承前续后，不断推进的过程。苏、李、枚乘之后自有建安，有黄初，正始之后，自有太康，有元嘉。如此而论，唐是一个诗歌高峰，它是一种典范，也是一个过程。“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如果独尊盛唐，排斥其他，那么文学史便是一片苍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否定了后代的可创造、可超越性，学诗者就势必脱离生活，刻意仿效，“佣耳借目，寻条屈步，终其身为隶人而不能自出。”(10)一步一趋，势必成为毫无精神气格的赝品的制造者。牧斋强调，诗歌不当以“时”分界定格，而既然唐代之诗不必如汉魏，那么后代之诗何必专门祖祧盛唐呢？
挑战“独尊盛唐”的强势理论的目的在于摧陷旧垒，荡涤迷雾，这为提升宋诗的价值作了有力的铺垫。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唐宋诗之间的关系？牧斋将这一问题放到诗歌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来考察，认为“天地之降才与吾人心灵之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题徐季白诗卷后》），宋诗在中晚唐之后出现是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承接。而将唐与宋作为两个阶段来看，则认为“古今之诗总萃于唐而畅遂于宋”（《雪堂选集题辞》）。唐之“总萃”是一种高的境界，宋之“畅遂”是一种大的格局，境界要高，格局要大，故二者不但不可轩轾，而且应兼宗兼尚，结合互补。结合互补的前提是对同样具有历史性的两种诗美形态在价值观上等量并重。
其实，在元明两代，唐诗的身价一直很高，与宋诗几乎落得覆瓿的命运相比似成霄壤。因此在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的文学史阶段，要将唐宋诗相提并论，文学史家所要做的是改变“宋无诗”的一偏之见，使宋诗还原回复到诗歌史应有的地位上，与唐诗真正对等地衔接起来。对于在明末和清初操持着品评诗文“权柄”的牧斋来说，为此最能产生影响的努力是既扬搉宗尚唐诗者，，同时充分肯定那些出入唐宋尤其是能深入宋诗堂奥的诗人。如《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评李东阳云：“诗则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石田诗钞序》评沈周云：“晚而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剑南之间，踔厉顿挫，沈郁苍老。”《列朝诗集·丁集》评汤显祖云：“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尝自序其诗三变而力穷。”又评归有光云：“其于六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则不难抗行。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又评程孟阳云：“其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学益进，识益高，尽览《中州》、遗山、道园及国朝青丘、海叟、西涯之诗，老眼无花，昭见古人心髓。”
牧斋称美的以上五位诗人都有相当深厚的唐诗根柢，但又能在较高的层次上参互唐宋，甚至综贯宋元，具有比较开阔的诗学视野与识见，而这种视野与识见正与他甚为服膺的转益多师，不拘一格的理念相契合。契合愈深，揄扬愈激。在上述五家中，李东阳和程孟阳受到的肯定最充分、最全面，同时代人和后人往往以为过于溢美，不无微词。诚然这种溢美中确有某种“党同”而且自爱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伐异”，笔下有明确的比较、诋讠其的对象，是一种有背景的溢美。在《题怀麓堂诗钞》中牧斋有一段揭示孟阳何以扬搉东阳的话颇可注意：近代诗病，其证凡三变：曰弱病、狂病、鬼病。“孟阳于恶疾沉痼之后，出西涯之诗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药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亦良苦矣。”由此透过一层便可以看出，牧斋拱手尊奉二阳老，同样具有引用典型，针砭时弊，扬弃俗学以昌隆诗道的动机。在明末清初这诗学发展的特殊时期，不带着某种自爱和偏宕的激情去褒扬不废宋诗者，实在无法改变宋诗被唾弃不顾，粪土不堪的命运，也难以使唐宋兼宗，融通出新的诗学选择引起注意和呼应。因此，对于这种“有背景的溢美”，勘透其深心，似乎倒也无须苛责。
三、崇尚杜诗：钱谦益由唐向宋的起点
也许正因为钱谦益与程孟阳友谊笃厚，诗学交流特别密切，因此人们往往认为钱、程二氏诗学宗尚一致，其实这是一个包含着较大误解成分的看法。虽然钱谦益对程氏确实始终向慕，称颂孟阳诗论“在近代真是开辟手”（《题怀麓堂诗钞》）；并云“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律诗是吾师”，且称自己的“涉津”实与孟阳相上下（《复遵王书》）。但这类表述一方面是在俗学大行其道，七子派劫持当世的情况下，对其所表现出的独立自持，不随流俗的文人品质的欣赏，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对其凸现遗山、西涯面目，昭示其精蕴的鉴识的赞同并借以树纛而伐异。不过，从诗学兴趣、创作宗尚来看，二人并不尽相同。“孟阳读书不务博涉”（《列朝诗集·丁集》），诗学渊源虽可溯及剑南，然主要宗尚却是中唐刘随州及晚唐许丁卯一路，谦益的趋尚与此有较明显的差异。
谦益的诗学根柢大致是祖宋而祧唐。“祖宋”是说牧斋于宋代有由眉山到剑南而连接成的一片“诗学腹地”；“祧唐”则意味着牧斋对唐代诗人有所继承。在唐代诗人中，牧斋对杜甫始终心仪而师范，他平生治杜诗用力最勤，《杜诗笺注》汇聚了他长期研治杜诗的成果。这是对杜诗文本的研究，对杜诗学术史的研究则见之于《初学集》卷一百十《注杜诗略例》、卷三十二《曾房仲诗序》和《牧斋外集》卷五《薛行屋诗序》等。其序曾房仲诗集指出：“自唐以来，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并揭示出杜甫对中晚唐诗家的影响，在薛桴庵（行屋）诗集序中，牧斋将宋人学杜家数一一点来，如玩家珍，足见其对杜诗及宋代诗人探究之功力。我们知道宋诗的特质于唐代诗人中特别近杜，“自宋以来学诗者多师法少陵”（钱谦益《薛行屋诗序》），宋诗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杜诗的影响史，因此后篇序文尤当重视。以其为津梁，我们更能理解牧斋推崇杜诗与提倡宋诗之间的关系，把握其由唐向宋的祈尚及起点。
尊杜何以成为牧斋深刻的诗学祈尚，并确定其走向宋诗的途辙？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引证他对以学杜而享誉诗坛的著名诗人周亮工的评论。亮工，字元亮，号栎园，论诗肤七子而戋竟陵，曾痛感诗道榛芜，刻严羽《沧浪诗话》行于海内，以示其谬，深契牧斋之心，故推奖有加。其《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云：“或曰：‘子之推评元亮也，其旨要可得闻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轖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焰万丈，人皆知之。放而为昌黎，达而为乐天，丽而为义山，谲而为长吉，穷而为昭谏，诡灰奡兀而为卢仝、刘叉，莫不有物焉，魁垒耿介，槎枒于肺腑，击撞于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惭，而其流传也，至于历劫而不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论及的昌黎以下数人，正与《曾房仲诗序》中所提及的“得杜之一枝”者大致相同。由此可知，牧斋所谓“有本”正是自《诗经》以来至杜诗而集其大成的生命和现实感怀。它迥异于沧浪的所谓“妙悟”，不是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会神韵，而是千容万状的身世淬厉，潮卷心魂的世运蛰启，性情与学养，知识与体验的交互融铸，既具有理性精神，又浸透感情色彩。而检视明代曾操持文柄，劫持当世的七子派虽然以盛唐为圭臬，但“本之则无，徒以词章声病，比量于尺幅之间，如春花之烂发，如秋水之时至，风怒霜杀，索然不见其所有”。(11)至于竟陵派，欲以“深幽孤峭”纠公安俚俗轻率之偏，但“袁氏兄弟，则从眉山起手”，“眉山之学，实根本六经，又贯穿两汉诸史，故能凌躐千古”，(12)而钟谭一味抽绎幽情单绪来造境，视界终小，意蕴也浅，其结果反而成为七子一类“枵然无所有”者。(13)牧斋反复强调衡评诗作的标准不在“妍媸巧拙”，而在“有诗无诗”，“有本”则谓之“有诗”，否则即为赝品，“终谓之无诗而已矣”。(14)可见牧斋之“尊杜”正是对“有本”这一诗歌创作最根本原则的确认与提倡，力求以此一变浮伪并作的诗风。
然而“尊杜”一般来说应当引导出“祖唐”的趋向，但牧斋之“尊杜”何以成为走向宋诗的起点和唐宋并重的支点呢？固然宋人好以学问为诗，注重义理表达，创作运思带有学人色彩，主体意识具有现实感和使命感，艺术表现善于广泛吸纳，以故化新，如此等等都与杜诗款通，甚至可以说正是宋人自觉追求和仪法杜甫的结果。这些都决定了牧斋诗学的可能的取向，但是从根本上说，诗文化是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运动、演变同步共振的，因此具体的诗学形态、风格替兴终将取决于时代的潜在选择。
那么时代风会作为一种客观环境，哪些因素对诗学形态和风格的变化发生作用？主要是以经世致用为宗的实学思潮和天崩地坼的易代之变，而后者尤为重要。这风轮火劫、神州陆沉的灾难将具有盛世色彩的庙堂文化氛围荡涤一空，此时作为昔日诗学偶像、典范的李杜必然被遗民（当然也应该包括一些走近清廷的士大夫）重新体味一遍。“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时，实宜“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之作。显然奇思壮采，明朗高华，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李白诗已难以成为沦陷于劫灰的诗人的精神通道，倒是心存忠爱沉郁苍凉，老树古垣般的杜甫诗最能表现摧颓压抑的遗民心态了。“诗人遭乱称作手，杜老天宝剑门走”（《张子诗粃》卷三）。遗民作家追踪着少陵的心路历程，在声华发越的唐音和沉潜坚实的宋调之间，也必然走向后者，究其原因，“盖盛衰之感，不能寓于肤阔，此其所以折而入宋欤”（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六）。
进一步看，在胜国宗圯倾败之时，清初的先朝遗民们与宋代诗人，特别是晚宋的诗人们有着同样或相似的被“异族”所亡的悲剧性的心理体验，这时宋诗以及宋学作为历史上曾经被“异族”征服的宗国的文化遗产，有着特别的意味，成为一代遗民寄托民族情感的载体。牧斋正面肯定宋诗之说并不多，但对宋遗民诗却高度称赞为诗史，便是出于一种民族情感的共鸣。这里不妨再旁涉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事实：明末包括钱谦益在内的一批激烈地击排、否定八股文（时文、制义）的诗人、学者到清初时态度都有所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吕留良了。明亡时他曾作诗痛叹“断送江山八股文”，但从顺治十二年（1655）起，他便开始评选时文，历时二十年，成为著名的“时文选家”。他在《答张菊人书》中曾透露其宗宋诗、嗜时文，并非“本意”。本意为何？《与施愚山书》云：“某跧伏荒塍，日趋弇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显然借八股文浇其块垒，发其郁积，正是深刻的民族精神之转注，“时文选家”后有一个壁立万丈的明道救时的人格形象。吕留良时文观念的转变大致也能够反映出牧斋的心态，它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说明，特定的情感类型决定着对文学史人物崇拜对象和各种文体选择的态度，因此在朱明被“异族”夺鼎而易代之际，诗人们追踪少陵和月泉诸老，移情于天水一朝化育之宋调，实在是民族精神涌动的必然趋势。
四、交融乃新：清代诗风的演变
在原本为唐诗（盛唐之诗）占尽风光的诗学领域导入宋诗，是明末清初时代遽变与文学史内部运动合力所致。关于时代性的因素清代前期人心知而未便明言，而就文学方面因素所论却相当透彻，如《四库全书总目》云：“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学者两途并穷，不得不折而入宋”（《唐贤三昧集提要》）。“平心而论，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精华录提要》）。钱谦益的作用也因诗坛风会的变迁而被肯定，如乔亿《剑溪说诗》云：“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绪，诸诗老继之，皆名唐而实宋，此风气一大变也。
当然，正如学者们所指出，将“开国之初”笼统地归结为“竞尚宋元”并不符合史实。(15)事实上撇除七子派的强大的惯性影响不论，就唐诗本身的美质来说，也永远是无可替代的。“学诗者离唐必伧”，唐诗是千百年来诗人们不变的创作源泉，其美学品位永远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所凝聚的审美经验有着永恒的价值。客观地考察清初诗史，正是一个破除了盛唐至尊的迷信，多方充分发掘唐诗美感，展示“全唐”意义的过程。只要考察一下清初《唐诗英华》（顾有孝辑）、《唐诗正》（俞南史辑）、《全唐诗稿本》（钱谦益、季振宜辑）、《全唐诗录》（徐倬辑）以及《御定全唐诗》（彭定求等辑）等中型、大型唐诗总集的不断编辑、刊刻和流传的情况，就不难看出清代初年唐诗仍有大国的煊赫声势。因此可知所谓“谈诗者竞尚宋元”，“风气为之一变”，其内涵意义是说唐诗的“独尊”地位受到了挑战，唐优宋劣的畛域被逐渐打破，随着倡导宋诗的新观念不断渗透、强化，沉闷而僵化的诗界正在激活。钱谦益在文学史发展中拓境宇，启山林的特殊作用正应立足于这一基点加以认识。
钱谦益一生中大部分生活在明代，入清仅二十年，在清初诗坛只是一个过渡者，但他过渡得决不平凡。明代中后期的流派纷争并未使他无所适从，反而锻铸出他的雄心，促使他要改变盛唐一尊的传统格局，兼容四唐与两宋，促进清代诗风走向有容乃大的境界。牧斋清醒地知道要完成这一使命，除了自己以主持文章坛墠的人望鼓与呼外，还必须金针度人，即使接纳宋诗、唐宋并争的理念在更大的诗文化圈中得到认同，并为同道者躬行践履。牧斋才大名高，片言如金，一时海内名流奔走云集，故门人甚众，其诗学能坐地四播，但具体而言提倡宋诗的诗文化圈，则主要是由虞山派、浙派延及渔阳，这两面一点所形成。(16)
虞山派是以钱谦益为开山宗师的诗学群体，早期成员多为遗民、冯舒、冯班、钱曾、陆贻典、何云、孙永祚等为其中坚，皆牧斋门人。二冯是虞山派中努力建构诗学理论者，祈向虽与牧斋不尽相同，但在以读书博闻为宗，反对严羽的《沧浪诗话》方面则为牧斋大张旗帜。对这个地方性文学沙龙，牧斋自然作为拨弃俗学，别裁伪体的基地大力传播轻体格与声调，重性情与理性的诗学观。事实上，以清初钱、冯到近代翁同龢与西昆派，虞山诗派中始终存在着“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对立与融合，这正是一个导入宋诗并形成唐宋并争新格局的过程。
王士祯是因得到钱谦益题拂扬诩而驰誉当世者。牧斋与渔阳的从祖王象春为同年进士，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们京城重逢，尝抵掌论文。顺治末年渔阳以书函投贽并访谒钱谦益，其“温文丽藻，晔如春花，东风入律，有云干吕”(17)的长笺使钱氏深感这位通家后代才华横溢，堪当新一代坛盟主，以后既序其诗，又赠长歌，且每与尺牍，一方面奖誉有加，一方面用古学劝勉颇切，从而确认了杜甫诗歌的价值体系，揭示出取法宋元的意义。渔阳中年在创作上“越三唐而事两宋”，并一度在诗界倡导宋诗，无疑与牧斋的影响有关，而通过渔阳，牧斋的诗学不仅在文人士大夫中，同时在与渔阳联系颇为紧密的江东遗民诗群中得到播扬。
与以上的两方面相比，牧斋与浙派人物所建立的诗学联系在扩大宋诗在清初的影响方面作用尤为突出。浙派中黄宗羲、吕留良、吴孟举可谓清初宋诗派之三鼎足，而谦益与之俱有深刻的联系。谦益与宗羲之父尊素同为东林党中坚，因为这层关系，宗羲得以在十五岁时即认识钱氏，并从其议论时事中“尽知朝中清浊之分”。入清后宗羲曾数至虞山，在策划东南抗清之余亦商榷文史。在清初宗羲为打破唐宋畛域贡献颇著。如果说谦益主要是在驳诘质疑中隐立宋诗大旗，以破为主，宗羲则是在辨体解惑中揭橥宗旨，以立为主，是最能承袭谦益唐宋并重的诗学构想而扬波为涛者。吕留良与黄氏同样是坚定的民族主义学者和文学家，是钱谦益思想上和文学上的后辈同道。据《有学集》卷二十《吕季臣诗序》，留良三兄愿良（季臣）父子皆为钱氏门人。愿良是著名的抗清志士，顺治四年被捕以“号众为叛”处死。临刑，吕留良冒死相送，嗣后刻季臣遗诗并请序于谦益，这“执简渍纸”之文足见钱、吕契谊之情感基础。吴孟举是清初宋诗派阵营中的骁将，少与吕留良定交，黄宗羲与之亦师亦友。三人俱交于牧斋，“宋诗”即为纽带之一。据钱、黄年谱，康熙三年（1664）宗羲曾偕吕留良、吴孟举、高旦中等至虞山拜访钱谦益。此前一年梨州设馆于吕氏梅花阁，旋迁吴氏水生草堂，与吴孟举、吕留良、吴自牧联床分檠，搜讨勘订《宋诗钞》。孟举《宋诗钞序》云：嘉隆以还，宋诗“覆瓶糊壁，弃之若不克尽，故今日搜购最难得。”从康熙三年出访虞山的人员看，正是水生草堂选辑《宋诗钞》的全套班子，因此可知此行会晤目的不仅是探访病剧中的牧斋，而且与为编辑《宋诗钞》确定大旨和搜求版本有关。(18)
《宋诗钞》编辑的过程是宋诗热不断蕴酿的过程，也是牧斋诗学逐渐扩大影响的过程。在诗学的天平上，宋诗的法码正日益显出重量，趋于与唐诗的平衡，而当康熙十年（1671）吴孟举带着编峻的《宋诗钞》到京师广为赠送，刻意宣传时，一般巨大的宋诗冲击波形成了。王崇简《吴孟举以所辑宋诗相贻赋赠》所云颇能显示出这种冲击的效果：“卓识开千古，从今宋有诗。汉唐堪并驾，鲍谢不专奇。”从七子派言“宋无诗”，到“从今宋有诗”，意味着全盘否定宋诗的时代已经结束，不久“海内名宿尊酒细论，又阑入宋人畛域。”（宋荦《漫堂说诗》）大约到康熙十八年，宋诗热已在全国兴起，真是“时局大变，阴袭虞山之旨，反唐为宋”（毛奇龄《沈方舟诗序》）了。
反唐为宋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独尊”性的价值体系，其实并非牧斋的诗学理想，乔亿《剑溪说诗》卷下云“长沙（李东阳）诗格在唐宋间，虞山则全体皆宋矣”，也似乎并没有真正读懂牧斋诗，因而稍后的“宋诗热”的降温和唐诗的复归是必然的。但清初人评论的立足点正在于充分肯定牧斋在明清转关之际一洗近代窠臼，在诗坛导入宋诗风，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的卓越功绩。客观而言，清代近三百年的诗歌创作之所以能够超越明代，直摩唐宋，究其根本正在于改变了昔日“诗必盛唐”的强势理念，不守一隅，组唐纬宋，在此基础上融铸异质，求变创新，从而具有了宏衍阔大的气局，多元组合的诗学美质和价值。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在清诗的浩荡长川之下溯洄望之，对钱谦益开启一代诗风之功尤为瞩目。
注释
（1）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第2~3页。
（2）《列朝诗集》乾集上《太祖高皇帝》。
（3）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四《赠郑显则序》。
（4）束忱《朱彝尊“扬唐抑宋”说》，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二期。
（5）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四《谈诗五首》。
（6）杨慎《升庵诗集》卷一《文与可》。
（7）《列朝诗集》丁集下《商秀才家梅》。
（8）《牧斋外集》卷四《诗苑天声序》。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述。
（10）《有学集》卷十五《爱琴馆评选诗慰序》。
（11）《有学集》卷十七《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
（12）《有学集》卷三十九《复遵王书》。
（13）《初学集》卷三十一《汤义仍先生文集序》。
（14）《有学集》卷四十七《书瞿有仲诗卷》。
（15）参读赵永纪《清初诗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54页；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62~395页。
（16）这里说“主要是由两面一点所形成”是就网络之纲维而言，如果广而言之，清初“相率而入宋元一路”如汪琬等人，都受到钱谦益诗学的影响。
（17）《牧斋尺牍·与王贻上》。
（18）这一看法，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已提及，见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77页。